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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19 22:35:15
【轉】假全球化與真歧視－《台北星期天》映演之困
在今年金馬奇幻影展《台北星期天》作為開幕片首映，風光轉戰電影院，卻苦無門路可循，全台只排進五間戲院。根據導演所言，這部以菲律賓移工為主的幽默劇，除了某些大戲院慣常以票房為由拒絕之外，某大連鎖戲院更以「不希望菲律賓人聚集在戲院門口」等有礙觀瞻之由，拒絕排入該戲院檔期。另一方面，在新聞局國片補助申請上，第一階段已通過的《台北星期天》，卻在審片時因「國語比例不足」卡住，補助目前下不來。一部輕鬆的喜劇片，只因為主角為菲律賓人，拍攝以移工故事為主，在政在商雙雙受阻，恰巧成為一部得以拿來檢驗台灣有多麼政治不正確的電影。
從一張紅沙發開始
導演何蔚庭在訪問時，表明立場說，《台北星期天》最初構想純粹是從「搬沙發」的影像開始。50年代羅曼波蘭斯基的黑白短片《兩個男人與衣櫃》裡的故事，成為何蔚庭口中「第三世界國家」的畫面，「因為會在街上搬東西，代表這些人是比較不富裕，比如我們大學唸書就會這樣做，如果在台北有人搬東西，比較不會是居民，是沒有資源的人，僑生、學生或外胞，想到最後覺得外勞比較合適。」於是，被遺忘在街頭的沙發，成為串起《台北星期天》中兩名男主角對於家庭、情感、休戚與天堂的象徵物。
從這裡開始，何蔚庭跑到中山北路與桃園等地開始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最初在星期天獨自跑去中山北路晃，認識了一些人之後，開始有牧師、菲律賓移工團體（Migrante International）的幫助，聽聞的、閒談的，都成為何蔚庭納入劇本的細節。特別的是，曾有牧師知道何蔚庭要拍攝《台北星期天》中男主角迪艾斯的故事，竟然對他說：「不！你不能拍迪艾斯的故事！他已經回菲律賓了，你沒有他同意不可以這樣做！」搞到後來才澄清，何蔚庭的虛構迪艾斯，竟被誤以為牧師真正認識曾經在台擔任移工的「迪艾斯」。而田野調查當中認識的在台菲籍移工或外配，也成為何蔚庭片中穿插演出的角色們，像是劇情中設定嫁給台灣計程車司機的菲律賓新移民，必須會說菲律賓方言，而在導演到教堂尋找具備此特殊語言能力的女性時，經導演一問，在現實生活中這名女性的丈夫竟也是名台籍計程車司機。種種巧合，導演笑說：「這應該表示我的田調做的不差。」
《台北星期天》帶給台灣觀眾的挑戰
從兩部短片《呼吸》、《夏午》崛起的何蔚庭，挑戰首部長篇、喜劇電影，也同時接下他所不認識的文化、語言帶來的功課；在拍攝完畢後，上映與補助也成為他所帶予台灣觀眾的挑戰，挑戰絕大多數觀眾不看「膚色比自己黑的人拍的片」的習慣，也挑戰了那些「不播放膚色比自己黑的人拍的片」的戲院。而在這場遊戲的第一階段，顯然地戲院早就舉白旗投降，台北唯一上映的戲院是光點，戲院選擇了將購物商場空間保留給貴婦、白領與青年，同時等於排除了「台灣人眼中」有色人種的消費權益，而導演曾經在與戲院交涉上片時，其中一間戲院表示，不願意上片的原因在於，不希望菲律賓移工消費者聚集於戲院附近，更透露齣戲院挑片背後的邏輯，實際上與商業利益並不直接相關，更有國族與階級歧視的意識形態在背後。然而，在記者去電詢問時，這間戲院的媒體聯絡人卻轉而表示，是以消費者族群定位為考量等官方敷衍的回應，而排片經理也未回應此問題。接下來，恐怕就是觀影消費者的挑戰，有人為此在網路上號召台灣人「擠爆戲院」，以表達對戲院體制的不滿。
而《台北星期天》這部片生產在台，最詭譎之處恐怕在於所有的挑戰與發燒，其實都是座落在戲院之外。片中輕鬆的、極富幽默感的，如同導演所說：「移工的悲慘故事已經很多人拍了、講了，但從沒有人拍過這些人假日的、快樂的時候。」撇開到底還有多少移工沒有休假的現實問題，或者片中有些不符合真實移工工作場域面臨的情況，這部片在觀看時，並不會帶給台灣觀眾過多的道德指控，因此觀看行為本身其實是無負擔的，然而此片帶出的播放議題，實際上是真正觸及到社會脈絡之中的，也因此，觀眾以集體身份現身電影院觀看《台北星期天》，實際上就已經是一種對戲院（好萊塢）商業取向體制與歧視的抗議。
而另一方面，《台北星期天》同時挑戰了新聞局內部對於「國片補助」的結構。因語言比例而補助撥款出現延宕的情形，實際上在吳米森的《松鼠自殺事件》中便曾經發生，然而何蔚庭自己表示：「吳米森那部片中，日語的比例比我的來得低。」因此順利解決，而《台北星期天》目前則繼續延宕。雖然導演工會目前表示，倘若補助最後破局，會出面聲挺，然而，整件事件的核心並不在於是否破局或順利撥款。當我們翻開新聞局國片補助暨票房獎勵辦理要點時，可以發現所謂「語言使用比例」根本不在其中，倘若要以國語推廣為主，那末蔡明亮的電影恐怕向來是無言地敬陪末座。這時也許該詢問的是，國片究竟是什麼？是以地、人、語言為導向？導演何蔚庭回憶最初尋找補助管道時說：「本來是想報外片補助，但新聞局表示我們還不符合外片資格，要我們報國片輔導金。」這些位置的模糊，正巧透露了在這個全球化狀態底下，無論是地方或人物、文花上跨國合作關係的現實，近來台北、高雄、基隆等地，紛紛祭出地方拍片補助的誘惑，期許不同電影團隊進駐地方拍片，以促進地方觀光，因此《霓虹心》從瑞典而來獲得補助，然而與此同期，蔡明亮的《臉》飛向法國，卻也獲得新聞局補助三千萬。在此，無論是地方、人物或語言，實際上都是無從判別何為國片。假使我們唯一的準則，只能座落在「電影發行業」的註冊，那麼在這裡，也許該請教一下新聞局，《台北星期天》發行的穀得電影，到底算不算國產發行？
從一張紅沙發開始
導演何蔚庭在訪問時，表明立場說，《台北星期天》最初構想純粹是從「搬沙發」的影像開始。50年代羅曼波蘭斯基的黑白短片《兩個男人與衣櫃》裡的故事，成為何蔚庭口中「第三世界國家」的畫面，「因為會在街上搬東西，代表這些人是比較不富裕，比如我們大學唸書就會這樣做，如果在台北有人搬東西，比較不會是居民，是沒有資源的人，僑生、學生或外胞，想到最後覺得外勞比較合適。」於是，被遺忘在街頭的沙發，成為串起《台北星期天》中兩名男主角對於家庭、情感、休戚與天堂的象徵物。
從這裡開始，何蔚庭跑到中山北路與桃園等地開始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最初在星期天獨自跑去中山北路晃，認識了一些人之後，開始有牧師、菲律賓移工團體（Migrante International）的幫助，聽聞的、閒談的，都成為何蔚庭納入劇本的細節。特別的是，曾有牧師知道何蔚庭要拍攝《台北星期天》中男主角迪艾斯的故事，竟然對他說：「不！你不能拍迪艾斯的故事！他已經回菲律賓了，你沒有他同意不可以這樣做！」搞到後來才澄清，何蔚庭的虛構迪艾斯，竟被誤以為牧師真正認識曾經在台擔任移工的「迪艾斯」。而田野調查當中認識的在台菲籍移工或外配，也成為何蔚庭片中穿插演出的角色們，像是劇情中設定嫁給台灣計程車司機的菲律賓新移民，必須會說菲律賓方言，而在導演到教堂尋找具備此特殊語言能力的女性時，經導演一問，在現實生活中這名女性的丈夫竟也是名台籍計程車司機。種種巧合，導演笑說：「這應該表示我的田調做的不差。」
《台北星期天》帶給台灣觀眾的挑戰
從兩部短片《呼吸》、《夏午》崛起的何蔚庭，挑戰首部長篇、喜劇電影，也同時接下他所不認識的文化、語言帶來的功課；在拍攝完畢後，上映與補助也成為他所帶予台灣觀眾的挑戰，挑戰絕大多數觀眾不看「膚色比自己黑的人拍的片」的習慣，也挑戰了那些「不播放膚色比自己黑的人拍的片」的戲院。而在這場遊戲的第一階段，顯然地戲院早就舉白旗投降，台北唯一上映的戲院是光點，戲院選擇了將購物商場空間保留給貴婦、白領與青年，同時等於排除了「台灣人眼中」有色人種的消費權益，而導演曾經在與戲院交涉上片時，其中一間戲院表示，不願意上片的原因在於，不希望菲律賓移工消費者聚集於戲院附近，更透露齣戲院挑片背後的邏輯，實際上與商業利益並不直接相關，更有國族與階級歧視的意識形態在背後。然而，在記者去電詢問時，這間戲院的媒體聯絡人卻轉而表示，是以消費者族群定位為考量等官方敷衍的回應，而排片經理也未回應此問題。接下來，恐怕就是觀影消費者的挑戰，有人為此在網路上號召台灣人「擠爆戲院」，以表達對戲院體制的不滿。
而《台北星期天》這部片生產在台，最詭譎之處恐怕在於所有的挑戰與發燒，其實都是座落在戲院之外。片中輕鬆的、極富幽默感的，如同導演所說：「移工的悲慘故事已經很多人拍了、講了，但從沒有人拍過這些人假日的、快樂的時候。」撇開到底還有多少移工沒有休假的現實問題，或者片中有些不符合真實移工工作場域面臨的情況，這部片在觀看時，並不會帶給台灣觀眾過多的道德指控，因此觀看行為本身其實是無負擔的，然而此片帶出的播放議題，實際上是真正觸及到社會脈絡之中的，也因此，觀眾以集體身份現身電影院觀看《台北星期天》，實際上就已經是一種對戲院（好萊塢）商業取向體制與歧視的抗議。
而另一方面，《台北星期天》同時挑戰了新聞局內部對於「國片補助」的結構。因語言比例而補助撥款出現延宕的情形，實際上在吳米森的《松鼠自殺事件》中便曾經發生，然而何蔚庭自己表示：「吳米森那部片中，日語的比例比我的來得低。」因此順利解決，而《台北星期天》目前則繼續延宕。雖然導演工會目前表示，倘若補助最後破局，會出面聲挺，然而，整件事件的核心並不在於是否破局或順利撥款。當我們翻開新聞局國片補助暨票房獎勵辦理要點時，可以發現所謂「語言使用比例」根本不在其中，倘若要以國語推廣為主，那末蔡明亮的電影恐怕向來是無言地敬陪末座。這時也許該詢問的是，國片究竟是什麼？是以地、人、語言為導向？導演何蔚庭回憶最初尋找補助管道時說：「本來是想報外片補助，但新聞局表示我們還不符合外片資格，要我們報國片輔導金。」這些位置的模糊，正巧透露了在這個全球化狀態底下，無論是地方或人物、文花上跨國合作關係的現實，近來台北、高雄、基隆等地，紛紛祭出地方拍片補助的誘惑，期許不同電影團隊進駐地方拍片，以促進地方觀光，因此《霓虹心》從瑞典而來獲得補助，然而與此同期，蔡明亮的《臉》飛向法國，卻也獲得新聞局補助三千萬。在此，無論是地方、人物或語言，實際上都是無從判別何為國片。假使我們唯一的準則，只能座落在「電影發行業」的註冊，那麼在這裡，也許該請教一下新聞局，《台北星期天》發行的穀得電影，到底算不算國產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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