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城的夢與詩

『悲城』
一個女人痛苦地生產，只一星燭火，沒有燈。收音機里吱吱咋咋地播放著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林文雄在女人悲切的哭喊中束手無策，拜神，抽菸，喝水，焦灼地等候。「幹你娘，電到現在才來」，揭起燈罩，也只是如此微弱的光亮。一聲喊叫一聲啼哭劃破黑寂，林文雄在八斗子的女人為他誕下一子，生於黑暗，取名光明。

這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台灣光復，脫離日本五十一年的統治。悲情島嶼，黛山遠水，日本神思的樂音擊打著胸腔，你被裹挾著，踉蹌地跌入那個你並不熟知的年代歲月，歷史紛繁，還有那個時代里生者的一抹悲涼。

「當初也是清朝把我們賣掉的，馬關條約有誰問過我們台灣人願不願意？」吳念真所飾吳老師一語道出。「我們本島人最可憐，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國人，眾人吃，眾人騎，沒人疼。」這是文雄所言。

林家四子。長子林文雄，主持家中事務，經營一家酒店，後捲入黑幫爭鬥被其槍殺。次子林文森，被徵調南洋，其妻苦等多年，終無音訊。三子林文良，戰時被征上海，回來已精神失常，好在痊癒，又捲入黑幫勾當，被害入獄，最終瘋病復發。四子林文清，八歲從樹上跌落，從此聾啞，經營一家照相館，與其友寬容等皆為進步人士。文清與寬容的妹妹，寬美結識，書寫交流，相知相愛，成為夫妻。二二八事件後台灣戒嚴，寬容逃難，終被殺害，文清被捕，不知去向。獨留寬美一人撫養嬰孩。

人生的選擇向來多元，起伏跌宕的世代，有的人甘於萎化，有的人急於膨脹，最難的一條路恐怕就是忠於自我。寬容、文清及其他進步青年選擇了這條難路，最終被腥風血雨撲滅了這玉石俱焚的火，空留一首激昂的《流亡三部曲》，飄飄蕩蕩於台北悲哀城，基隆難眠港，九分遠山雲與海。

「生離祖國/死歸祖國/ 死生天命/無想無念」
「當我已死/我人已屬於祖國美麗的將來……」
「你們要尊嚴的活/父親無罪」


『夢』
無論時代如何沉浮，最令人感系的始終是人間的愛戀。張愛玲說：「香港是一個華麗但悲哀的城市」，其實紅塵迢迢，哪個城市不是？

「昭和二十年十一月初八，好天，有雲，帶著父親寫的介紹信，上山來金瓜石的礦工醫院做事。哥哥教書沒空，叫他的好朋友文清來接我。山上已經有秋天的涼意，沿路風景很好，想到日後能夠每天看到這麼美的景色，心裡有一種幸福的感覺。」寬美喃喃低語是悲城中一劑溫柔的慰藉。

文清自幼聾啞，只有書寫交流，如默片時代的字幕，寥寥數語，內斂精簡地道出。在當時日語閩南語上海話粵語混雜著的台灣，其他人同文清一樣皆是失語的。而他的靜默好似影片的一個休止符，悲傷的潮水如同九分山下不休不眠地海浪，一浪接一浪緩緩襲來，聲勢浩大綿延不止。文清聽不見嘈雜和紛爭，他與世無爭的恬靜終是休止不了悲傷來襲，休止符中仍然隱約迴蕩著沉重樂音，無法停歇地，用盡了他一生的苦難。

「我永遠記得你/儘管飛揚的去吧/我隨後就來/大家都一樣」
寬容所愛的日本女孩靜子給他留下哥哥生前木劍一把，詩一首，黯然離開。

寬美靜靜地將詩中故事寫給文清，「明治時代，有個女孩跳瀑布自殺，她不是厭世，也不是失志。是面對這麼燦爛的青春，怕它一旦消失，不知道如何是好。不如就像櫻花一樣，在生命最美的時候，隨風離枝。她的遺書，給當時的年輕人整個都振奮起來。當時正是明治維新，充滿了熱情和氣概的時代。」

寬美和文清那一場清幽的愛戀也如這文字一樣，好天，有雲。
亂世愛戀，是堅貞是隱忍。

同運的
櫻花
儘管飛揚的去吧
我隨後就來 大家都一樣


『詩』
影像的書寫，無所謂真相，所有的景緻都是善意而非真相。侯孝賢說：「我希望我能拍出自然法則底下人們的活動。」要剪到後來，侯孝賢才明確能說出他要的是，像雲塊的散佈，一塊一塊往前疊走，行去，不知不覺，電影就結束了。剪出來，兩小時二十二分鐘，只一百個鏡頭。
長鏡頭，全景遠景大遠景，大時代中平凡人的喜怒哀愁都一一縮小，但卻在影像中氤氳開來，你無法無視他們的存在。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文清在醫院樓口的慌亂無助，豪氣粗獷的大哥最後一次憤怒的喊叫，寬美與文清聽著樂曲靜默中溫暖地相視一笑；最後一次合影，文清在鏡前從容整裝，回過頭來，拿著照相機凝視著妻兒，意味深重的一次凝視，鏡頭一秒兩秒三秒的過去了，心跳一秒兩秒三秒地越發悲傷起來；「今天下午，聽到今年第一次春雷，聲勢很大，一陣又一陣，像要把山跟海都叫醒一般……」無雨，只有雷，似是風雨欲來，暴雨將至。被綁縛雙手的二哥文良也是在這樣的雷聲中驚醒，含淚雙眼，卻於人世紛亂中再次模糊，最終瘋掉。不如瘋掉。

侯孝賢注重景深，固定鏡頭內，豐富的是人物的場面調度，你看得清前景處的淚眼，也見得著景深處的瘋癲與輕佻。全景，遠景大遠景，全然的疏離姿態，與歷史保持著一段清醒的距離，看不清晰。反映時代，卻也只是侯孝賢眼中所看到並認為的那個時代，它永遠囿於作者本身的認識，侯孝賢的態度是客觀的，門框門簾與窗帷將畫面分割分隔，人看鏡中之像如觀框中之畫，一幀幀全是歷史發黃了的舊照。那些框架與遮掩是侯孝賢的，由他截取選擇，如此有限制地存在於作品中。一個完全客觀和完整面貌的時代，永遠不存在。他拍下照，繪出昨日天地，然統統拿出來，他好像什麼都沒說，卻又什麼都說了，那些無言的石，你看，都在這裡了。

如同繪畫，無意識的信手塗來，許就改變了繪畫史的流向。編劇朱天文在書中提到，遠景全景是條件限制而出的風格。在觀眾看來，倒也自成一格，無法學來無法取代了。但我寧信侯孝賢是有意為之，不論是限制至此抑或因地制宜。

侯孝賢編劇時取片斷。「事件來龍去脈像一條長河，不能件件從頭說起，則抽刀斷水，取一瓢飲。」這一瓢像自始以來就在事件的核心之中，已全被浸染透了，以致理直氣壯認為他根本無需向誰解釋。幾許隱約，幾許真實，你看得真切也好，你雲裡霧裡也罷。於此片中，林家四子的故事裡，瞥見景深處歷史的風起雲湧，生於如此世代，活，怎能沒有暗湧。

一片讚譽中悲城被喻為台灣史詩，在我看來更像是一首抒情詩。史詩重點銳不可當地擺在歷史事件與跨度、宏大的結構、劇情和人物建構上。論詩，在於詩的意旨詩的音樂。詩言志，在於傾吐心中的渴望、意念、情感。

詩不以救贖化解，在這抒情詩里是終生無止的綿綿詠嘆，沉思，與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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