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承受的妥協

（一）

朱麗葉·比諾什飾演的特蕾莎離開了瑞士日內瓦，她的丈夫，丹尼爾·戴-劉易斯的角色，外科醫生托馬斯感到了無比的輕盈。他在旋轉木馬邊的報刊亭前肆無忌憚地凝視來往而過的年輕姑娘們，對她們輕盈地微笑；他穿著鞋子走入池塘，用麵包餵潔白而美麗的大天鵝；他站在水裡，雙臂張開，深深呼吸著那美妙的、自由的空氣。

但回到家，一個人盤坐在低矮的咖啡桌前，他又望著桌上一盆小仙人掌發獃。他打好箱子，裝好行李，一個人開著汽車走上了回到布拉格的旅途。

然後他敲門，蹲下擁抱從門裡衝出來的小狗卡列寧，站起來斜靠在門框上，望著面前又驚又喜的妻子，輕輕地說：「一切都好？」

她回答：「很好。」

「那麼卡列寧呢？」他又問。

「也很好。」

「你在這兒要做什麼？」

「我會找到些什麼的。」

然後是一個長長的，長長的凝視。他俯身靠近，在特蕾莎臉上輕柔地探索，吻她。他的面頰因激動而微微顫抖。


（二）

這是電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我最喜歡的的改編片段。但電影整體跟米蘭·昆德拉的同名小說很不一樣。當然，沒辦法一樣。

小說中最重要的人物既不是托馬斯，也不是特蕾莎，或薩比娜；最重要的人是那個敘述者，旁白，是米蘭·昆德拉自己。而作為小說主線的愛情故事在我看來份量也並不比配角弗蘭茨的政治媚俗更加重要，它們同樣都是昆德拉用以否定，從而剝離出真相的手段。講故事只是接近最終真相的手段之一，哲學思考也是，對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歷史再現更是。它們同等重要，相互交織，密不可分。

但小說改變為電影，視覺化地呈現於觀眾眼前，就沒辦法不進行取捨。書中托馬斯、特蕾莎和薩比娜的三角情事被拎出來成為了主線，而布拉格之春向後退屈居歷史背景，弗蘭茨與薩比娜無法溝通的語義之差和他的政治媚俗進軍行動終被捨棄，就連特蕾莎在鏡前拼命要從肉體內分離出自己獨一無二的靈魂這麼有代表性的片段也被去掉了。電影只關注輕與重對比關係的一個方面：男人的輕盈與女人的沉重。

托馬斯的輕盈在於他可完全不帶內心譴責的追逐女人，與此同時，他又深愛妻子特蕾莎。儘管因自己的放蕩行為為她造成的傷害與無盡的噩夢令他痛苦，托馬斯卻依然無法消除想要探索女人肉體的原始衝動。讓他終於從輕走向重的是特蕾莎的離去。在沒有了特蕾莎，沒有了責任與道德約束的日內瓦，托馬斯終於第一次體會到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他放棄了工作、護照，在白雪皚皚的冬天動身回到了街道上蘇聯坦克橫行的布拉格。


（三）

電影版《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劇本作家是讓-克勞德·卡里爾（Jean-Claude Carrière）。這位著名的法國作家曾經與西班牙電影大師路易斯·布努艾爾合作過六部電影，包括獲威尼斯金獅獎的《白晝美人》（Belle du jour）和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資產階級的審慎魅力》（Le charme discret de la bourgeoisie）及被提名的《朦朧的慾望》（Cet obscur objet du désir）。除此之外，卡里爾還同多位名導合作，改編過很多世界名著，比如《鐵皮鼓》、《屋頂上的輕騎兵》、《危險關係》等。

布努艾爾的電影裡不可或缺的總有一種超越現實的幽默元素，在卡里爾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改編中，從一開始就出現的搞笑偷窺片段不知道是否在無形中受到了布努艾爾的些許影響。從托馬斯命令護士對她寬衣解帶起，電影的語調就與小說大為不同，幽默成了抓住觀眾的手段之一。導演菲利普·卡夫曼自己也說：「觀眾當然可以笑」。不管是特蕾莎隻身跑到布拉格找托馬斯，從矜持到激吻摔倒，還是弗蘭茨對薩比娜的不顧一切的追求，或者舞廳裡捷克與蘇聯官員被罵作流氓的胖臉，都滑稽可笑，讓這個沉重的故事佈滿了輕盈的瞬間。

我很喜歡讓-克勞德·卡里爾安排給片中人物的幾段點睛的對話。比如在小說中第四部份「靈與肉」才揭曉得托馬斯對女人不可遏制的濫交動機，在開篇就藉由戴禮帽的薩比娜的問話被揭示了出來。特蕾莎從日內瓦獨自逃回布拉格，給托馬斯留下關於男人之輕和女人之重的訣別信既動人心魄，又點名了主題。托馬斯用自剜雙眼的俄狄浦斯在舞會閒聊上諷刺那些拍蘇聯政府馬屁的捷克官員，比小說中的單純第三人稱敘述更為生動；把這個情節提到布拉格之春事件之前，就如同把特蕾莎本在重返布拉格之後才發現自己當年的照片被用作政府進行政治清算工具的片段挪到1968年事件之初一樣，可使情節更加緊湊，還能造成前後呼應的強化效果。


（四）

除了對話，電影最值得稱道的當然還有剪輯與佈景。

引出1968年8月20日凌晨的蘇聯武裝入侵布拉格歷史事件的是托馬斯與特蕾莎的一場爭吵。氣憤的特蕾莎深夜跑出公寓，到了巷口被隆隆而來的坦克驚呆。從這個時刻起，彩色畫面轉為黑白，質感變粗，歷史資料和電影鏡頭交織一體。因為不能進入捷克拍攝此片，電影的巷道鏡頭都是在法國里昂完成的，從博物館借來20輛原蘇聯坦克在街巷上來回行駛。但因為有著相同的質感與角度，這些鏡頭能夠與布拉格廣場上坦克衝向公車路障的歷史鏡頭完美結合一體，天衣無縫。

托馬斯與薩比娜的鏡中調情一場對剪輯的要求也較高。據導演菲利普·卡夫曼所言，為了使鏡像與直視角度的切換流暢順利，在拍攝時不得不增大視角重疊的範圍，並在剪輯時讓鏡像鏡頭與直視鏡頭在交接處有所重複，騙過人的眼睛。

薩比娜公寓房間內的畫作是捷克畫家伊萊娜·戴蒂科瓦（Irena Dedicova）的作品。根據米蘭·昆德拉的說法，戴蒂科瓦就是薩比娜的原型。而透過托馬斯擦淨的玻璃窗外，布拉格的城市輪廓則是令人驚嘆的栩栩如生的佈景。就連特蕾莎第一次出場在療養小鎮酒吧當女服務生，房間被蒸汽吁濕的花牆紙，木架子上的酒瓶跟豆罐，都是劇組央捷克友人特意從布拉格帶出的，可見其良苦用心。


（五）

但電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並非沒有問題。至少，對我個人來說，結尾安排托馬斯擁抱鄉下的生活，獲得真正的快樂，是背離了昆德拉原意的。在小說中，托馬斯與特蕾莎有著完全不一樣的生命拋物線，托馬斯因對特蕾莎的愛與內疚，一步步遠離他在女人肉體叢中所享受到的生命芳香和無牽掛的輕盈，這個過程是與他的理想和靈魂背道而馳的。在他同意與特蕾莎一起撤退到鄉下之時，他的世界便已退到了盡頭。按照昆德拉在「卡列寧的微笑」一章中的描述，托馬斯的末路是「頭髮花白，精疲力竭，指頭僵直，再也握不住外科醫生的解剖刀了。」

特蕾莎在最後無疑是快樂而幸福的，但她的幸福並非來自於托馬斯一步步的妥協退讓——即使在鄉下，特蕾莎看到托馬斯兒子的信件，還是懷疑那究竟是哪個女人偷偷寄給托馬斯的情書——而是小狗卡列寧，一種超越（或者說背離）人性，建築於簡單重複之上的更加美好的、牧歌式的幸福。昆德拉充滿無限柔情地描述了卡列寧生命最後的微笑，就是為了最終否定人對幸福追求的可能，也讓作為代表的特蕾莎終於意識到此點，從而與人生達成妥協，脫離靈肉互搏的痛苦泥沼，由沉重飛向輕盈。

那麼托馬斯呢？托馬斯在鄉下小酒館的舞池上的確對特蕾莎說了他在那裡很幸福，「當你發現自己是自由的，沒有任何使命時，便是一種極大的解脫。」這裡，我覺得重點在於「解脫」，而非「幸福」。托馬斯人生最輕盈的時刻莫過於特蕾莎離開日內瓦跑回布拉格，他一個人享受呼吸無比自由的空氣。電影對這個片段的絕妙刻畫是改編的最高潮，也是托馬斯人生拋物線的轉折點，他在體會到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後，轉身撲向沉重，撲向愛情、責任及義務，直到退至一個偏遠而枯燥的末路，放棄所有，獲得人生的解脫。托馬斯幸福嗎？也許……但我始終覺得那個狀態並不能用「幸福」來形容，至少不是普通意義上的，特蕾莎所曾追求的幸福；他最後的形像是一隻夢中被特蕾莎貼在臉上的野兔，「這意味著忘記他是強者，這意味著從此誰都不比誰強。」對托馬斯來說，他並未如他所說那樣獲得純粹的自由，他最後的沉重是異化成為一隻野兔令特蕾莎感到快樂；而特蕾莎卻終究是從卡列寧的微笑中體會到了幸福的悲劇真諦。男人的輕盈與女人的沉重因為愛彼此有所調和，卻依然無法達到牧歌的最終境界，無法重返伊甸園，獲得最高境界的幸福。

我覺得米蘭·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始終是一個悲劇，裡面所有的人物，不論是薩比娜、弗蘭茨、托馬斯，還是終與生命達成妥協的特蕾莎，他們都在不斷的否定自身，不斷的逃離、尋找、剝離人生的真相。而這個真相卻是血淋淋的，是一種不能承受的一個接著一個的否定：歷史的無序、靈肉的背離、人性的悲劇、幸福之永不可得。但電影改編卻給予了作為主體的男女關係一個溫暖的尾音，拋棄了布拉格之春的灰色基調，以快樂的獲得作為結束。這既是個充滿了慰藉之意的和解，同時也是一種可憐而又無可奈何的對媚俗的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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