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龍》：步入瓶頸的港式類型片

自從《無間道》橫空出世後，港產警匪片便有了新一輪的格局，首當其衝便是主題上開始不滿足於一般的商業訴求，而開始闡明一些類型片之外的生存之「道」。《無間道》的「道」字申引來自《涅槃金》，並且在佛學教義中大做文章，自此之後，港產類型片中就大行「救贖」之道。

《火龍》在主題上與過往的《傷城》也並無太多突破，教人忘記過去，戒嗔戒躁，同樣是「救贖」體的類型電影，更拿來「火龍」民俗來做文章，除了文化保育作用外，這方面的使用倒是顯得新鮮。但是電影的缺陷也是由此而來，電影用「火龍」象徵去除瘟疫的精神力量，卻又太過執著於宣揚「去除瘟疫」的教義，而忽略了類型電影的商業本質，電影結尾有一段黎明的獨白，將電影的拍攝目的說得相當「露骨」，過於作者論的企圖無異於畫蛇添足，非得將一部商業電影拔高層次，結尾更落得「火龍」民俗宣傳片一般的結局，實在使電影效果大打折扣。

撇除電影「論道」的偽作者論不談，從類型片上看，《火龍》確實是一部精彩之作。在場面的處理與動作場景的設置上相當圓熟，是林超賢自我風格提升的一部佳作。數年前，林超賢在《重裝警察》中展現了自己在武器裝備方面的研究，年前有《神槍手》為狙擊手樹碑立傳，《火龍》在槍械裝備上並沒有太過特意著墨，但各個場口的槍戰戲卻做的精緻而震撼，繼續強調了他在槍械動作方面強調真實質感的努力。可貴的是近來的林超賢作品每部都欲在畫面上表現出一番新意，上次用紀錄式鏡頭完成《證人》，此次的《火龍》則使用對比度高的鮮亮畫面完成於「火」字主題的互相照應，片頭的一段定格黑白長鏡則相當有鎮場的威力，甫開場便能令觀眾瞬然入戲，開頭的設計顯然也是沿自於《證人》片尾的定格技術，林超賢對於技術的迷戀可見一斑：從道具到畫面，他的技術癖好讓他的電影顯示出了一種固定的「格局」——尚未算得上風格，卻十分有標籤性的意義。

《火龍》另外一個亮點是電影中的兩個主要角色的人物塑造，除了沿襲了雙雄片的形式，兩位主角的個性更是設計成善惡難辨，電影以人性出發，在人物正邪兩面性上大做文章，使得電影顯得更為真實及有人情味。其實港產片早有在人物多面性的處理上有著優良傳統，人物亦正亦邪的設計在古典小說與武俠小說中就已經有了源頭。但是《火龍》的非凡之處在於，它的兩位主人公儼然都算不上正面角色，但竟然能夠安然避過廣電局的剪刀，就這點而言，他的代表性意義就已經不言而喻了。


香港類型片喜歡用佛家哲學來做文章，一方面對外帶著東方神秘主義的影子，一方面也是在宣傳香港保留較多的中國傳統文化。但類型片格局不停地在宿命與怪力亂神的思路中行行進進，踏到今天已經類似一個死角了，無論是「佛經」還是「龍」，講得多了都難免有點神神叨叨的嫌疑，連杜琪峯都已經從心理學上開始著力了，香港的其他電影導演卻依舊死守著舊觀念不放——也未免太過安土重遷了。早期香港警匪電影有吳宇森的浪漫主義，後期有杜琪峯的黑色宿命論，而後劉偉強打造出另一番辨證哲思的新境界，如今呢？

其實香港電影的東方特性不能丟，但總是「宿命與救贖」那一套，就實在太過不思進取了。《火龍》在整體的格局上表現上乘，但在創意和主題上的無力也相當明顯。林超賢之所以長期以來無法形成自己的強烈風格與作者能力，在劇本方面的短板似乎不能再無視了。《火龍》縱然精彩，依舊逃脫不了一般警匪片在人腦中轉瞬即逝的命運，始終成不了經典。

【網易專稿】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