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代的進步與罪惡

「當無辜者在一方，而罪人們在另一方時，這叫作什麼？」
——讓-呂克·戈達爾《芳名卡門》（Prénom Carmen, 1983）
  
07年偶爾有一點時間，用半個晚上看了高群書的《東京審判》，感覺很不舒服，於是擱在一邊。08年夏天去西藏前，在幾個失眠的深夜翻完了約翰·托蘭的《佔領日本》，覺得有些話不吐不快。又過一年，還是因著機緣，用兩頓飯的間隙看了一遍伊維斯·賽門尼奧2000年拍的《紐倫堡》（Nürnberg），思路忽然就清晰起來。

馬特·克萊溫（Matt Craven）扮演阿爾伯特·施佩爾，外形上有差距，但他提了一個好問題：如果放在古代，希特勒有沒有得逞的可能？答案是否定的。「恰好是因為現代科技的發展，使『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可能性消失了」，強化了希特勒的控制力，又「恰好是因為現代科技的發展，我們可以製造出成千上百的殺人武器……」

如果用「純現代」（Pure-Modernity）的觀點看，奧斯維辛和納粹德國並非文明的墮落與罪惡，而恰好是純潔和高尚的：建立第三帝國這一「神國」（Reich）是為了在地面上創造天堂，整個人類中「骯髒」和「不純淨」的因子將被清除，最高貴和優秀的雅利安人將享用廣袤無邊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在偉大的國家共同體下，將建成一個龐大精密的一體化（Gleichschaltung）政權，個人不須再有自由選擇和追逐利益的權利，因為共同體會自動地依據其功能上的需要賦予個人相應的社會角色。高度統一的秩序、先進發達的科技、對榮譽和共同體的服從與熱愛，把這一堆概念包裝的近乎完美。維爾納·桑巴特（Werner Sombart）寫出《德意志社會主義》（Deutscher Sozialismus）的時候，就一本正經地指稱：國家社會主義建成的就是柏拉圖的正義城邦。

然而這一「理想國家」的後果我們已經看到了：它非但不是柏拉圖的、古典的，恰恰是最現代、最殘忍也最醜陋的。先進的科技、高效的管理方式被應用於對共同體另一部份成員的「最終解決」（Endlösung，也就是電影中傑克遜檢查官斥責的「美國人以原子彈殺日本人，你們則以科技殺害自己的同胞」，雖偏頗以不無道理），共同體中的大多數人選擇了冷漠與沉默；直到慘無人道的事實被徹底揭露出來之前，歐洲其他國家的人民與領導者也是冷漠的。在這樣一個恐怖的神話破滅後，全人類是否也感到一種幻滅感的產生？這是個關乎我們生存的問題。

如果用某種居心叵測的「螺旋形上升、曲折式前進」的觀點看，似乎猶太人的死亡、納粹的恐怖夢魘只是人類前進道路上一種「必要的犧牲」；現代文明的進步性和光明結局依舊是毋庸質疑的，即使它信仰純粹理性、缺乏宗教關懷，即使它無視古典時代的良識（Knowledge of Good）。在現代文明中，本無「更好」或「更壞」的標準，因為一開始就認定純粹理性必然導向光明，個人觀察和有限的生命經驗足以解釋一切現象，所以既不需要橫貫整個時空的「善」，又不需要宗教式的反思與懺悔，單單從碎片式的「理論」意義上解釋一切就可以了。

有一位朋友研究小型巡航飛彈。某日他對我發感慨說，我們這一代人，有生之年一定會看到單兵步戰機器人在戰場上成批出現，會看到無人機在城市上空緊張巡弋、定點清除目標。我說是啊，假如再來幾個共同防禦條約，一百多年前的狀態就齊活了。戰爭越來越成為某種程度上的科技競賽，科學者與喝彩者以輕佻的姿態面對關乎生與死的嚴重問題。總有一天，他們會因為僅僅想證實這種技術的可靠性，甚至為了製造新聞以「調劑」乏味的生活（例如007系列《明日帝國》中為製造轟動性的傳媒效果而製造戰爭）就如過家家般發動戰爭。傑克遜檢查官在片子的開頭幾次提到十誡，剛好是一種嚴肅的警告。

另有一種觀點認為，無論紐倫堡還是東京，都遠沒有實現徹底與充分的正義，這是正確的。但這一派對原因的歸納就有點兒可笑了：是由於美蘇冷戰，東西兩大集團的爭奪使之對法西斯殘餘的處理產生了偏頗。難道不發生冷戰、不產生偏頗，我們就能指望基於二百年「進步」觀念和「曲折式前進」觀念的法庭會得出一個完美無暇的正義？或者，換個角度講，因為「冷戰」這一意識形態領域的對立，就可以更改基於普遍正義與人道的審判標準，不正說明我們的整個文明和判斷標準是有問題的嗎？

如果得出了現代文明本身存在缺陷的結論，接下來就產生了另一個問題：誰應當為這種缺陷負責？

這剛好又涉及到另一個問題，即阿多諾提出的「After Auschwitz」（奧斯維辛之後）命題：奧斯維辛以後，活著的和將要活著的人的生存是負疚的。所有人類社會的成員都須為奧斯維辛反思和負責。

我過去和Norden討論過俄羅斯文學中的救贖意識：恰恰是基督最後將自己釘上十字架，以自我的受難、犧牲和毀滅來達成對整個人類的拯救，才使這個過程變的驚心動魄而又合乎情理。自然也好，歷史過程本身也好，定然不會主動地指控和糾正人類的罪惡，長此以往，一切罪惡與不幸成為「常理」。最終當「常理」反過來要吞噬人類自身的時候，我們又將何以自處呢？

犧牲與代價不是無意義的。但這種「意義」絕對不應當是「進步」的墊腳石，它本身就應當是意義，一種關於人類應當更多關注其自身、關注其個人自由之外的普遍痛苦的意義。沒有一人能脫離整個人類共同體而生存，沒有一種歷史過程不是關乎整個人類生活的。紐倫堡絞死了10人，倘若抱著「冤有頭、債有主」的心理，以為這就算了結了，那也未必太草率了些。

  
我們在很久以前就染上自以為是的毛病。《紐倫堡》裡赫爾曼·戈林嘲笑說：「他們在這裡以正義的名義審判我們，那邊卻忙著準備和俄國開戰，這算哪門子『正義』，太荒誕了。」紐倫堡不過是清算了那十幾年裡一小部份人類以「進步」名義犯下的罪惡的一部份而已，就連它的審判者也代表不了整個正義，而只能像徵正義的某一部份而已。所以伊維斯·賽門尼奧留了個未了的尾巴，高群書切急急地把它續上了，彷彿「我們」代表的就是全部的正義與公理。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反思和沉痛還遠遠不夠——起碼，不能讓戈林再嘲笑我們一次吧。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