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個憤怒的男人

1957年版的《十二怒漢》（12 Angry Men）是我看過的最精彩的電影，沒有之一。在imdb上，它的得分高達8.9分。作為一部黑白影片，它沒有華麗的道具，沒有宏大的場面，更沒有炫目的特效。從形式上看，它只是記錄了一次陪審團對刑事案件的辯論過程。唯一能印在電影海報上作為吸引觀眾手段的的恐怕只有主演亨利·方達（Henry Fonda），因為方達是是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金球獎最佳男主角獎、奧斯卡終身成就獎、金球獎終身成就獎得主。


影片涉及到陪審團制度，解釋如下：

陪審因為法院中，用以判定事實或被告是否有罪（視乎各地法律而定）的團體，多見於英美法系國家。目前於司法制度中採用陪審團制度的有美國、英國和香港等，日本於2009年起也加入此制度。陪審團根據人數多少，可以被分為大陪審團和小陪審團。——來源：維基百科

影片的主要內容是：在亨利·方達飾演的8號陪審員的堅持之下，其餘11名陪審員由剛開始的一致認為被告有罪，進而展開激烈辯論，最終12人裁定被告無罪。

被告是一名18歲的少年，他被指控殺害他的父親，檢方的證據和證人包括：兇案現場的匕首、樓下的老人聲稱聽到被告大喊「我要殺了你」並且看到被告從下樓梯離開、對街的女人從窗戶往外看到被告將匕首插到被害人的胸口。對被告不利的記錄還包括：他出生於貧民窟，10歲時進過少年法庭，15歲時進過感化院，曾因搶劫被捕，因持刀械鬥被捕兩次，被告的不在場證明——「案發時在電影院」——顯得毫無證明力，因為他一點也記不起電影的名字和內容。對被告有利的證據幾乎為零，在這種情況下，陪審團11票認為他有罪也在情理之中，但亨利方達認為，「十一個人都認為他有罪，我真的很難舉起手……這個判決攸關一條人命，假設我們錯了呢？」基於這種想法，方達要求其他成員花點時間認真討論此案——這些人想草草結束案件以便回家看球賽或者約會。

檢方的證人和證據看似確鑿無疑，其實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它們全都是間接證據，也即是說，能證明被告殺人的直接證據，一個也沒用。方達正是從這一點入手，挨個擊破。首先，有陪審員提出兇刀是一把獨一無二的、專屬於被告的匕首，方達反駁說，也許它並不是獨一無二的，其他陪審員都說，絕對是獨一無二的，因為賣刀的人也這樣說。方達微微一笑，從口袋裡摸出一把匕首插在桌上，震驚了在場所有陪審員：方達的匕首與兇器一模一樣。其次，兩位證人的證據互相矛盾：樓下的老人「聽到」案發時被告的叫聲及下樓的聲音，與此同時，對街的女人透過經過的電車最後兩節車廂看到被告行兇，方達認為如果對街女人的說法成立的話，電車的噪音會掩蓋被告行兇的聲音，從而使樓下老人根本聽不到被告的叫聲！方達提出的第三個合理懷疑是：樓下老人聲稱在聽到被告大喊「我要殺了你」之後15秒內由臥室走到門口，目睹被告跑下樓離開這是在撒謊，理由是，老人絕對不可能在那麼短的時間裡走到門口，為了證明白己的說法，方達根據該棟樓房的設計圖模擬出現場環境，然後按照老人的步速走了一次，時間是：41秒！方達的表現感染了在場不少陪審員，贊成被告無罪的票數越來越多，陪審員們開始思索細節問題，提出自己的合理懷疑。比方說，一位陪審員對死者的致命傷成因很懷疑，因為傷口的角度朝下，而被告身高比死者矮很多（相差七寸），沒有玩過這種摺疊式匕首的人憑感覺認為即使身高很矮，也可以由上往下刺，但其中一位有經驗的陪審員指出，善於使用摺疊式匕首的人為了提高打開速度以及增加刺傷力度，一定是會從斜下方往上刺的。作為一名「問題少年」，被告絕對不會用錯誤的方法殺人，這種傷口顯示出兇手只能是一個毫無經驗的生手。另外，對於對街女人的證詞，方達認為：由於該證人是近視眼，案發時她在睡覺，沒人會在睡覺時戴上眼鏡，證人說案發時她剛好往窗外看，但她根本沒有時間戴上眼鏡，所以她不可能辨別出兇手和被告是不是同一人。

通過上面的情節分析，可以看出，檢方提交給法庭的作為定罪量刑的證據竟是如此的經不起推敲。在刑事訴訟中，檢方應負有罪的舉證責任，被告負有無罪或罪輕的舉證責任，換言之，如果檢方出示的證據存在合理懷疑，那麼，它是不能用來定罪量刑的！在本案中，辯方竟然沒有把這一點提出來，而且法庭也接受了檢方如此荒唐的證據。如果陪審團也敷衍了事，草草得出「被告有罪」的結論，那麼，一件冤案恐怕就此產生了。這也從反面說明，陪審團的存在減少了冤案的數量。由於陪審團成員是隨機產生的，並且不能包含特殊身份的人（如律師），他們不能就法律問題進行討論，而只針對案件事實提出合理懷疑，這實際上是加大了對檢方舉證舉證責任的壓力，使其無法隨意定罪，而且減輕了辯方壓力。可以說，陪審團的作用是補充辯方能力的不足，檢方作為國家機器，其力量過於強大，單靠辯方不足以抗衡。因此，陪審團的職責主要是尋找檢方的漏洞，從而作出被告無罪或罪輕的判斷。比如在俄羅斯，陪審團宣告無罪的案件就高達20%（來源）。

反觀我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基本上陪審員是只陪不審，坐在法庭上跟個菩薩似的，即便是個別陪審員積極參與庭審，但其意見往往不被重視，形同虛設。而英美法系的陪審團制度下，法官必鬚根據陪審團所認定的結果參酌法律作出判決，除非陪審團的結論不合常理或者違反法律規定。

2007年，俄羅斯導演尼基塔·米哈爾科夫重拍了《十二怒漢》，這是對五十年前的美版《十二怒漢》的致敬，有評論說這部電影已經超越了57年的原作，但我並不讚同。俄版為彩色片，增加了不少元素以充實內容，為了使影片更具本土色彩，將被告設定為車臣後代，而死者是俄羅斯軍官，為被告的養父，這就使被告殺人的動機大為增加。另外，俄版在情節設置上還大量描述被告的個人生活，同樣是試圖增加殺人動機，從而使陪審團剛開始認定其有罪「合理化」。個人認為這些情節都削弱了影片本身的魅力，有點喧賓奪主的味道。相對而言，57年的美版幾乎沒有任何多餘的場景與情節，整部影片的焦點集中於辯論被告有罪的證據是否存在合理懷疑。


俄羅斯的陪審團制度最早建立於1864年的司法改革，時為沙俄政府傚法英國模式建立。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後，人民陪審員制度取代了陪審團制度。1993年，陪審制重新恢復實行（來源）。而我國現在實行的仍是人民陪審員制度。當然，有消息說，2002年俄羅斯全境恢復陪審團制度並非官方和民間的衷心認同（事實上檢方對此極不歡迎），而是俄羅斯政府為了營造良好的國際形象以及獲得西方國家支持，這才是主因。另外，俄羅斯的陪審團極具「俄國特色」，與美國陪審團不同的是，俄羅斯陪審團做出的無罪判決，法律規定允許檢察院對此提出抗訴，從而使案件進入二審、三審，在上述審理中，法官可以推翻陪審團的無罪判決，這使得陪審制的效果大打折扣。而在美國，檢方無權對陪審團的無罪判決提出抗訴。

陪審團制度在世界各國的實踐並非一帆風順，有的國家引進陪審制後又廢除（如印度、馬來西亞），原因主要集中在：陪審團容易做出情緒化結論、易受輿論左右、易被恐嚇從而不敢發表真實意見、易被利誘而成為政府代言人等等。特別是「易受輿論左右」這一點，在我國有很好的體現，如許霆惡意取款案，連法官都會被輿論左右，如果有陪審團，能不受影響嗎？輿論定罪，是對司法獨立的極大踐踏。


原文發表在本人部落格：http://www.wysls.com/2009/09/28/12-angry-me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