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尾是敗筆——濫用了的DID現象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整部電影前三分之一的時都在鋪墊這樣一種氛圍：這個叫艾倫的男孩是無辜的，案發現場有「第三人」；等那盤主教強制導演的色情錄影帶被拿到時，影片又在鋪墊這樣一種氛圍：艾倫有「多重人格障礙」，自幼喪母，遭父虐待，流浪至芝加哥被天主教會收留，卻被迫和女友、朋友一起滿足主教的畸形性慾。這男孩是個值得同情的精神病人，不應被審判。

維爾千辛萬苦找到了非常關鍵的證物——那盤色情錄影帶之後，怒氣沖沖地質問艾倫，為什麼要撒謊？為什麼不告知實情？再這樣下去就會輸掉官司！艾倫受不了維爾不斷的羞辱，他的頭疼痛無比，他爆發了，他在瞬間「變」成了另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人——羅伊。羅伊不再低著頭唯唯諾諾，不再呆坐一角，眼神遊移。他突然變得力大無窮，滿嘴髒話，他甚至打傷了維爾，並克制不了菸癮滿地找菸蒂抽。這是影片中非常出彩的一段，沒有槍炮爆炸，沒有流血殘肢，卻依然能給人極其強烈的震撼！

維爾和精神醫師一起見證了「羅伊」出現的時刻，並明白了，案發現場並沒有事先猜想的「第三人」，主教是潛伏在艾倫身體中的「羅伊」所殺。但可惜的是，羅伊出現的這段時間，攝影機並沒有拍下來，而辯護方向一旦確定為找尋「第三人」，就不能再更改為「精神失常辯護」，案情到這裡似乎又走上了絕路。

但維爾自然而然地想到與他有持續六個月「一夜情」的女人——控方律師珍妮特。她獨立、聰明、在男人面前刻意保持著堅強和冷淡，維爾一直搞不定她。維爾知道珍妮特會在交叉詢問中習慣性地用帶有攻擊性的語氣，他料定珍妮特會激怒艾倫，那樣一來整個法庭都會見證羅伊「精神失常」的時刻，「精神辯護」的目的也就通過檢方律師的嘴達成了。事情果然不出維爾所料，珍妮特的被發狂了的「羅伊」所傷。事後在法官的辦公室，這樣一個曾經自信滿滿的女人，知道自己被情郎「利用」了之後，巍顫顫地連煙都點不著了。

其實劇情到了這裡是很合理的，但編劇似乎要刻意製造一種歐亨利式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結尾。維爾最後一次去探訪艾倫，艾倫說「希望珍妮特小姐的脖子沒有大礙」的時候，我就知道蛇尾開始了。

維爾心裡納悶呀，你不是艾倫嗎，但艾倫怎麼會知道羅伊發狂時幹的事呢？果然，等他回去求證時，面對的是一個得意洋洋的青年，他耍了這個要尋求「黑暗正義」的中年律師，他騙過了與他訪談長大60小時的精神醫師，他騙過了整個法庭，他復了仇並逍遙法外！

但是，這個情理之中的結尾，真的有道理嗎？

本片的兩個看點就是，在法庭上充滿攻擊性的交叉詢問，以及艾倫得的這種精神疾病——分離性身份障礙（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DID），以往稱之為「多重人格障礙」。

DID患者中女性約是男性的2-3倍，通常在兒童期受虐後開始發病，首次被確診往往是在青年時期。有意思的是，DID幾乎只存在於西方社會中。DID患者不能回憶起重要的個人問題，子人格之間存在著「單向失憶」，即有些人格往往不知道其他人格，但另一些子人格卻知道得多一些。

片中精神醫師對艾倫的診斷是非常準確的，因為艾倫實在是太「典型」了，自幼受虐待，青年期流浪街頭，為了應付殘酷的環境而分裂出一個「羅伊」，艾倫經常頭痛昏倒並失憶，即是非常典型的DID轉換過程。要鑑別一個人是不是在刻意假裝DID，一個很重要的標準就是，真正的DID患者子人格相互轉換的時候，通常轉換速度很快，而且轉換時有生理反應，比如短時間劇烈的頭痛，改變了的外表。更有意思的是，子人格之間的生理差異如血壓、心率、自主神經系統等都會有所不同。

如果艾倫如結尾解釋的那樣，沒有患上DID，為什麼在作案後不立即逃跑，不僅昏倒在現場，還繼續昏倒在鐵軌下被警察抓住？好吧，姑且認為他從一開始殺完人就打算假扮DID以洗脫罪名，而不是幸苦的逃亡。

那為什麼他就有把握會有一個牛逼律師而不是公派律師給他辯護？即使他演技再高，演DID演的再像，遇上一個得過且過的公派律師，也是瞎掰！他才不會管你的精神狀況，他只會走個形式，最終把你送上電椅。只有一絲不苟的維爾才會意識到你的「精神問題，而維爾的義務辯護是個偶然。

他為什麼能領會到維爾利用珍妮特誘使他發狂的策略?並適時的在法庭上演出「羅伊」。要知道法庭上的很多人並不知道DID這種病，他們看見你發狂，只會單純地認為你是在發怒而已，只會認為你在褻瀆法庭。

原來的情節非常之好，但卻被最後的狗尾破壞了。如果艾倫不是DID患者，之前的劇情就幾乎不能成立，如果艾倫不是DID患者，他又是如何知道DID的典型癥狀和鑑定標準，並順利騙過專業的精神醫師的呢？要知道他不過是個流浪芝加哥的鄉下小孩啊。

為什麼艾倫就不能說出「但願珍妮特小姐的脖子沒事」的話呢？完全可能是他醒轉過來後，由獄警告訴他的。告訴他你曾經發狂傲了多麼可怕的事，你自己卻渾然不知。

艾倫「理所當然」地騙過了法庭，「理所當然」地露出了馬腳。

總之，電影的結尾故作深刻，似乎要渲染一種對正義的迷惑，對人生的迷茫，對法律的嘲諷。但是，編劇濫用了「多重人格障礙」，違背了精神病學原理和基本的邏輯，可以說是為戲而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