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憶與死亡之間

        歐陽江河在他的某篇著名的文章里，引用了王家新《持續的到達》裡的兩句詩：
        
        傳記的正確寫法是
        
        從死亡開始，直到我們能漸漸看清
        一個人的童年
        
        現在，《殺人回憶》帶來的強烈的感覺，讓我想起了這兩句詩。有些電影不是讓你去看它，而是它來包圍你，它會像一個綿密的「場」來到你這裡，它由音樂、畫面、敘事和對白織起的深邃幻象，會像鋼水灌進模具一樣侵入你。從「死亡開始」回憶，我們「漸漸看清的童年」聚焦到了片頭調皮的小男孩、和片尾純美的小女孩。這哪裡是一部偵案片，這完全是寒氣森森的「懷舊片」——
        
        湛藍的天空、金黃的麥田、拖拉機、1986
        接連不斷的雨、閃電、收音機、黑白照片、憂鬱的疑犯
        防空警報、煙霧、混亂的街道、明信片、廢墟、電台
        
        傻子在回憶，在回憶的關鍵時刻葬身於鐵軌
        性變態的工人在回憶，回憶著他亦幻亦真的夢
        山上的女人在回憶，像從死亡的抽屜里掏出一封信
        英俊的退伍軍人在回憶，用曾經滄海的沉默拒絕了述說
        朴探員在回憶，他來到了2003，他從農田邊緣一無所有的水渠望了過去
        匿名的罪犯也在回憶，一張隱形的臉，普普通通的，躲在我們身後
        
        ——只是，這無數面幽暗的鏡子互照般的回憶場域裡，死亡的味道驅之不散。死者們作為缺席者也參與了我們的回憶、我們的疑問、恐慌和中斷。死亡變成一種節奏、一段音樂、變成廢墟上的濃煙，變成遁去的一張張臉，死亡的窒息感伴隨著瓢潑大雨、防空警報、漸次熄滅的燈和幽暗中的收音機逼近，背影般恍惚地逼近。雨過天晴的麥田上，死亡像腐木噎住了每一個在場者的喉嚨。
        到底誰在說謊？回憶本身就近乎虛構。當美國DNA的檢測結果寄來，蘇探員徹底感到他對理性和技術的相信，被一個「敘事」的圈套瓦解了。既然推理已被解構和嘲弄，那麼傻子、工人、山中小屋的女人也都可能掩蓋了部份事實。誰能保證，那女人一樣柔軟的手，不是一個崩潰邊緣的受害者主觀的篡改？而那首名叫《憂鬱的信》的歌曲，「收信人」到底藏身何方？那個軍人的回憶盡頭，是怎樣的晃眼的空白？
        唯一確定的是：他們都是孤獨的。受害者都是單身的漂亮女性；傻子和工人都是性壓抑的獨身者；謎一樣的退伍軍人則像一把不需要鎖孔的鏽蝕的鑰匙，躺在幽暗的水泥地上一動不動。於是，這回憶中還席捲著另一種味道——性與孤獨。對性的幻覺、譫妄、暴力、恐懼或追溯，伴隨著徹骨的孤獨感。
        穆旦有兩句詩：
        
        藍天下，為永遠的謎迷惑著的
        是我們二十歲的緊閉的肉體
        
        現在，這些肉體殘酷地躺在了雨後的田野上，這些肉體躲進了隧洞、衝向了火車，這些肉體在閃電中顫動，如一把灰燼。
        對，孩子，只有孩子，對死與性一無所知。那就是回憶的起點和盡頭。
        甚至，兇手並不是同一個人？三個疑犯是有罪的，還是無罪的？這本身就是一個荒誕的問題。因為，罪即荒誕。「荒誕」的原罪在我們每個人的前記憶里，猶如影片那個意味深長的結尾。
        
        八十年代韓國的混亂和二十一世紀警察改行經商的圖景，也讓一個中國觀眾恍若隔世。作為鄰國的我們雖同樣經歷了亢奮的八十年代卻至今承受著政治的威權。兩個東亞民族的歷史潛意識也開始了互動。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