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基里斯與龜》：無解的悖論與困境

我們很多人小時候都學過畫畫，卻因為種種原因，很少會有人堅持下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又發現，從小被教導的「有志者事竟成」似乎並不是那麼一回事——能堅持下來的人也並非都獲得了成功。小時候學畫畫的孩子們，除了其中慢慢丟掉了畫筆的大多數，有的繼續努力只是為了高考藝術特長的加分，即使是熱愛畫畫並能考上美術院校的佼佼者，當中的多數人畢業後還是奔向了各種崗位，與理想中光鮮亮麗的藝術家生活無緣。

當然這樣說有點不合情理，藝術家不是人人想做，實際上沒有人去強求這麼多。藝術很多時候就是一種相當功利性的東西，創作的功利意圖在這個年代變得更加明顯。的確，商業社會中的藝術創作本身就不可能是件自由的事情，所謂成功不成功，多半都是別人說了算的，面對前人留下的足跡，更多人只能套著渴望成功的枷鎖，模仿、創作、實踐。藝術像是個高深莫測的騙子，人們被它閃閃發亮的外衣所吸引，為了理想而義無反顧，在挫折時不斷對自己產生質疑，卻從來不會去想，這是我自己的問題，還是藝術機制本身的弊病？又或者兩者皆有？
 
六旬的北野武在《阿基里斯與龜》中提出的正是這樣的疑問。「阿基里斯與龜」本身是個悖論，而導演將其用在藝術創作上卻又格外恰當：藝術是無法追趕的，追趕藝術的人永遠被創造藝術的人甩在後面，最多只能如同阿基里斯與龜的距離，無限接近卻無法超越——這也許同時也是曾經擺在包括導演在內的很多當代創作者面前的疑惑：面對前人豎立的無數高山，我們應當如何翻過，寫什麼，畫什麼，拍什麼？作為一個過來人，導演在片中用真知壽這個角色闡述了這個疑惑。藝術本應該是因人而異的自我表達，而當最基本的創作都變得畏手畏腳思前顧後之時，他便已經在藝術上被判了死刑。

真知壽生下來就面對著一條成功的路：他有著豐富的想像力，同時極其富有的家庭也給予了他隨心所欲的作畫空間：他隨時能得到藝術家們的指導和欣賞，可以被允許在上課的時候畫畫，可以攔下滿載乘客的電車來作畫，他能夠拋開物質的束縛，想畫什麼都能夠得到滿足——我們甚至可以設想：自身的天分和努力、優厚的學習條件、自由的創作空間、名家的指導和提攜，即便他將來不能名留畫史，但成功對他幾乎是命中注定的事。
 
然而家庭破產、父母雙亡、寄人籬下，這些變故終結了真知壽的上一條成功之路。接下來怎麼辦？前人告訴我們，還有一條路是由苦難與勤奮鋪就的。可惜，真知壽雖然選擇了走上這條路，但現實給真知壽戴上了束縛的枷鎖。心理的落差使得他更加急切地想得到他人的認同，被人認可的渴望成為了他一生的創作動力。他不再自由地選擇藝術，而是仍由藝術和商人擺佈，窮其一生只為得到以那位畫商位代表的藝術話事者們的認可，殊不知當年贈與他「藝術的貝雷帽」的，也不過是個與畫商勾結的虛偽無才的畫家。

如果說童年一段是傳統和懷舊的（個人覺得甚至有些老套和拖沓），影片的第二段則充斥著理想主義的激情與浪漫，暢快淋漓的鏡頭讓人眼前浮現出無數典型文藝青年的身影。他們懷著自己的堅持，投身到藝術的實踐中，一開始個個都熱情四射，無所顧忌地進行著破壞性的藝術實驗，而後意外發生，人群四散，甚至有人永久告別了人世，他們才突然體會到現實的悲涼。賣關東煮的老闆一語道破：對飢餓中的普通人來說，畢卡索的畫也許連一個飯糰都比不上。有志青年前一句反駁：「我會選擇畢卡索！」回頭卻默然從天橋上縱身跳下。對他們而言，選擇藝術無疑在選擇受難，而如果活著不能成為聖徒，那寧願去做崇高的殉道者。
 
到了中年階段，依然默默無聞的真知壽幾乎只是在想著如何成名，更加喪失了藝術創作力。偏執的創作也許沒錯，但如真知壽般偏執地隨波逐流，卻著實是件可笑而可悲的事情：在拳套上塗顏料，讓拳擊手用雙拳在妻子身上「作畫」；讓妻子將自己溺於水中，企圖在「接近死亡」的瞬間求得靈感的眷顧；面對車禍的傷者、甚至自己死去的女兒，他都能置之事外，僅將其當作藝術靈感的來源。如果說投身藝術本身就是一場賭注，他甚至可以用道德與生命作籌碼，但即便有前人以此換來了震驚世人的作品，還有更多和他一樣的人，只是被人當作醜陋社會新聞的主角恥笑。

北野武採取了一種相對中立的態度，沒有對真知壽的瘋狂行為作過多譴責，也沒有一味為他的遭遇鳴不平。導演也沒有將真知壽塑造為一個徹頭徹尾的悲情人物，還好心地為他安排了一位深愛他和支持他的妻子，給了他最後的生活寄託。然而隨著故事的發展，理想一步一步幻滅，最後滿眼儘是讓人哭笑不得的無奈與悲哀。當一件件事情鋪陳開來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導演對整個當代藝術的冷眼旁觀和辛辣諷刺，對創作者、對走向極端的現代藝術創作，更是對畫商，以及他們所創造的藝術世界的種種規則。
 
如同真知壽的創作過程所展現，藝術在商業機制下愈發淪為一種藝術品商人的遊戲，畫家則成為了他們的棋子。話語權一旦被人掌握，藝術就變成了他人的遊戲。北野武要「自嘲」的當然不僅僅是自己曾經想做畫家的經歷，放大一點，如今的電影創作更是如此。可是這究竟是誰造成的，是商人還是甘於隨波逐流的創作者？也許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又也許還不是時候為這種機制定下毀滅藝術的罪名。但作為犧牲品的真知壽是否就值得同情？北野武在批判機制的同時也在自省，而更多手拿畫筆跳入「阿基里斯與龜」式困境的人，是否也一樣清醒？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