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靈不會哭
2009-05-09 07:26:31
逃避與歸宿間的救贖
2008年的日本影壇風光全屬於《入殮師》,這部由伊丹十三的「情報電影」與亦悲亦喜日劇模式所組合而成的溫情情節劇。但我相信時間終將證明,《入殮師》的成功不過是迎合了日本國內經濟泡沫破滅後等待救贖的集體症候。它是療傷藥,是麻醉劑,是屬於日本療愈系文化的登峰造極之作,它消解了現代人亟待解決的「逃避」與「歸宿」的心理矛盾,構成了一個現實主義語境下的世外桃源。過於精巧、過於完滿,反而減弱了影片與觀眾間的內在張力。這決定了它只能是一個拯救的入口,從電影院裡走出來的觀眾註定還是會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出口。所以,這只能是一部「成功」的電影,它距離「偉大」還有很長一段距離。在去年,真正能配得上「一部偉大的日本電影」這個稱號的當屬黑澤清的《東京奏鳴曲》。在5月斬獲坎城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最佳影片之後,很多影評人反而不高興,因為他們覺得這部電影的質量足夠進入主競賽單元,完全沒必要「屈尊」去「一種關注」單元。(我個人也認為這是繼《加州之夢》之後,坎城「一種關注」單元中發掘出的又一部影史佳作。)黑澤清這次「轉型」著實讓人意外,由恐怖片過渡到家庭倫理題材。讓我擔心,他是否要把家庭題材拍出恐怖意味。事實證明,我的擔心一點也不多餘。沒有溫情的刻意營造,有的只是普通人的失意與迷茫,失敗者的痛苦與追尋,長時間的矛盾聚集的突然爆發,最後一切又終將歸於平靜。猶如貝多芬的《暴風雨》奏鳴曲,暴風雨過後一個個徘徊著的孤獨靈魂仍然要繼續前進。
黑澤清這部家庭倫理劇,無法讓人聯想到小津安二郎式的傳統日本家庭電影,這類電影的矛盾設置是「私人的」,最終解決也多是由家庭內部機制進行調和。《東京奏鳴曲》則更具如《美國美人》般的西方家庭劇特色,家庭中的矛盾是「公共的」,最終則必須依靠外部力量的介入來解決。父親的失業、母親的身份迷茫、哥哥的理想缺失,最後矛盾衝突的大爆發則意外緣於一個強盜的介入。在小津的《東京物語》中,外人的角色無足輕重,他們只是順路過來「噓寒問暖」,矛盾最終化解則是家庭成員自己的付出與犧牲。在黑澤清那裡,家庭的性質不再是構成社會的「單元」了,而是從屬於社會被社會所控制、所毀滅的對象。這是社會與家庭力量此消彼長的結果,是現代化的必然。社會高高在上,俯視著一切,家庭只是社會的一個傀儡木偶,家庭依靠社會生存,殊不知,你索取得越多,失去的也就越多。
一個普通的日本中產階級家庭,父親作為家庭支柱,因而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在電影中,父親的失業無疑是對這種權威的毀滅性打擊,而維護這種權威的努力就變得近乎於堂吉訶德同風車搏鬥般無力、可笑。但事實證明,他做不了堂吉訶德,因為他信仰的「權威」是世俗的,而非理想主義的。世俗意味著被社會操控,被社會操控則是迷失自我的前奏。電影前半段以父親為中心,就業中心裡的高不成低不就、公園裡遊逛,領免費午餐、家中的拼命掩飾,影片在這幾個有限的場景中轉來轉去。乏味、單調,正如現代都市人的生活。隨著電影的推進,我們發現一家四口人,都被限制在有限的空間中。母親被家庭限制,小兒子被學校。大兒子是一個首先「覺醒」的逃離者,不回家並不代表他不受限制,他是被限制在這個社會對理想主義的排斥上。維護世界和平的理想在週遭人看來幼稚、無聊。但作為一個真正的現代堂吉訶德,他盡一切努力實踐著自己的理想,參加美軍的伊拉克反恐戰爭,當他拿著三軍文件要求家長簽名時說:「你們不簽也無所謂,有專門代理簽字的機構。」他已經決定要反抗「父權」這座大風車了。最後的醒悟也與堂吉訶德臨終前的懺悔如出一轍。小兒子是第二個逃離者。音樂、鋼琴成為了他擺脫空虛、重復生活的憑藉。但來自父親、老師的壓力卻是實現夢想的絆腳石。被「父權」壓制的一代人率先舉起了反抗的大旗,而父親、老師精心建造起來的「權威」在反抗之下不堪一擊,最後只有使出「暴力」這個殺手鐧。(父親的打罵,老師的罰站)正如毛主席一句話「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這種外強中乾的權威倒地是遲早的事。黑澤清讓權威倒掉的同時,又給了觀眾一個冷冰冰的現實:這種「權威」在其它地方仍然變換著臉孔來壓制人。小兒子幫助離家出走的同學以失敗告終,同學還是被捉回了家。小兒子最後的反抗在強大的「父權」面前更無異於擋車的螳螂,撼樹的蚍蜉。他因偷竊被警察抓住,在看守所關了一晚。這裡無疑受到了特呂弗《四百擊》的影響,《四百擊》中安托萬偷父親的打字機也被關進了看守所(影片還有一處有明顯的《四百擊》痕跡,下文再表)。結果還是一個悲劇,父親、老師雖然失去了權威,但這個社會仍在拼命維護自己的權威,敢於逾越社會規則的人,註定將被邊緣化。
強盜正是被社會邊緣化的一個角色。原先是一個鎖匠,失業後做了強盜。母親被強盜綁架後不願離開的情節似乎是在說明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根源正在於對現實的不滿。而強盜正是她逃離虛偽生活的力量,是她的憑藉,如小兒子的鋼琴,大兒子的三軍。而剛取得的駕照無疑是她身份迷失的絕佳註腳。「可以用它來代替身份證」當她回答大兒子「我們家又沒車,拿駕照幹嗎?」的疑問時說。劇情發展正凸顯出「駕照」這個物件細節所蘊含的引申義。駕駛強盜偷來的車來到海邊(海邊正是《四百擊》最後經典長鏡頭的落腳點),他們來到了世界盡頭,前方再也無路可走了。她知道逃避一切決不意味著重新開始。她只是害怕回到原來的生活中去,那個被謊言所包圍的生活(丈夫隱瞞失業、小兒子拿餐費當鋼琴費、大兒子三軍不和她商量,只當她是個簽字工具、她做的麵包圈沒人吃)。父親藉以逃避現實的憑藉正是那筆打掃廁所時撿到的意外之財。金錢是社會操控社會成員最有力的工具,父親因失去金錢而丟掉「權威」,當他得到重獲「權威」的機會時,當他面對道德上的抉擇時意外撞見了妻子,自尊心在這一瞬間灰飛煙滅。他開始不顧一切地逃跑。四個人都開始了逃離,逃離那個叫「家」的地方。瘋狂的一夜過後,父親將金錢投入到失物箱中,表明他已徹底放棄了那個脆弱、空乏的「權威」(與之相對的是父親的同學,將「權威」帶進了墳墓),母親拒絕了強盜的性要求,表明她還是選擇了家庭作為自己的歸宿。小兒子離開看守所後選擇了回家,三個人坐在一起面無表情地吃著飯,似乎一切都從沒發生過。一首奏鳴曲的精髓部份不在於高潮處的激動人心,而是在高潮落幕,尾聲開始的瞬間。在這個時刻,這首奏鳴曲所要傳達的思考與感動會全部釋放,就如這個吃飯的場景一樣,不完整的家庭(大兒子在伊拉克三軍),各懷心思的三個人,物是人已非。救贖的希望伴隨著黎明前的晨光如約而至,這縷晨光碟機除了謊言與冷漠,恐懼與徬徨。電影結束於小兒子的音樂學校鋼琴考試,父親繼續做清潔員,母親繼續操持家務,大兒子認清了美國「自由戰爭」的實質,決定留在伊拉克。其實就這麼簡單,生活亦然、電影亦然。
《東京奏鳴曲》與《入殮師》同樣是逃離,同樣是尋找歸宿。但只有前者讓我們在逃離與歸宿之中看到了救贖,也許我們會不自覺地放棄痛苦與沉重,可是救贖本身就是既痛苦又沉重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