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貝日記》：要有愛，要有大愛。

柏林電影節的時候，《拉貝日記》男主角烏里希·圖庫爾說過這樣一句話：「《拉貝日記》為中國的二戰遭遇說了句公道話，也許這部電影會觸動一些日本觀眾。相較於說很多的希望、抱歉，這部電影更有致歉的誠意。」

一個國家的電影，比任何其他藝術媒體都更為直接地反映出這個民族的心態。而在戰爭片這個類型中，這一論點更是精闢。由於戰爭電影及與戰爭相關的電影一般都耗資巨大，因此它會比任何類型的電影都更加鮮明地表達出各種流行社會意識形態。

而對於所有以「南京大屠殺」為題材的電影來說，以何種態度和歷史觀去面對這個民族集體回憶上的巨大傷口，都是直接關係到影片成敗的最關鍵所在。此種類型的影片在當下的社會環境中，根本沒有平庸的機會——要嘛被讚譽，要嘛被唾罵。

對於《拉貝日記》這部中德合拍的電影來說，我認為它會是一部能夠被大多數中國觀眾認可的電影。雖然從嚴格的角度來說，《拉貝日記》應該算是一部德國電影，但它所涉及的「南京大屠殺」這個背景，也給它打上了不可抹去的中國烙印。這樣一部從異族角度來觀察和反思「南京大屠殺」的電影，能夠在兩個國家——而這兩個國家在二戰中分屬不同陣營——都得到認可，它的態度和歷史觀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德國作為納粹主義的發源地，戰後對納粹主義的反省和清算是極其徹底的，連起源於舊普魯士軍隊的正步操都因為曾經被納粹黨衛軍和德國納粹軍隊所採用，而在戰後被認為是納粹德國的象徵予以摒棄，法律禁止任何人做納粹德國的正步走和行納粹敬禮。而正是這種堅決而徹底的態度，為德國贏得了反思戰爭和歷史的權利。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拉貝日記》的主人公約翰·拉貝先生，即使他曾經是一個納粹黨徒，即使他曾憑藉身戴納粹標誌而保護了難民，這些歷史細節的出現也不會讓中國觀眾感到反感。因為這是一個有資格去面對歷史的國家，而這部電影也可以擺脫歷史的糾纏去直面一個關於人性的故事。

約翰·拉貝經常被媒體稱為「中國的辛德勒」，我想二人的共同之處就在於，當面對巨大的「不義」時，即使身為一個普通人，即使身為一個納粹黨徒，也能夠有勇氣站出來去維護內心的底線，並在這個過程中自身的人性逐漸得以昇華，最後成為一個「義人」。這種人性中偶爾綻放的光輝，在一片黑暗中尤其顯得珍貴，因此更值得我們去追逐。對於中國觀眾來說，我想這種黑暗中的一絲微弱光明，是能夠超越民族和國家的界限，在內心深處引起共鳴的。

這一絲光明，不但是愛，而且是大愛。在一場巨大的民族災難面前，伴隨著時間推移，那種集體夢魘因為沒有得到釋放，所以並沒有消散，一直在巨大的沉默中沉澱。70年後的我們，仍然能感受到那種巨大的沉默背後所積攢的怨念。面對在黑暗中追逐光明的舉動，勇敢者會感慨光明的珍貴和自我救贖，怯懦者會哀嘆人生的虛無和自我欺騙。但無論如何，那絲光明總是存在的，只看我們如何去選擇。

在正常的表達下，戰爭電影的主題基本都是在努力昇華和質詢一個民族如何看待某一具體衝突（無論當代還是歷史的），以及這一衝突如何隨時間的推移對「集體夢魘、習俗或慾望」產生的沉澱作用。對於涉及「南京大屠殺」題材的中國電影來說，從已經拍攝過的那幾部來看，都沒有做到「正常的表達」，因此也就談不上昇華和質詢。而這種遺憾是《拉貝日記》所無法彌補的，因為它雖然涉及到了「南京大屠殺」，但電影的主旨還是在講述一個普通德國人如何在巨大的災難面前發現人性，昇華人性的故事。它雖然很好地完成了這個關於人性的故事，但它並沒有能力和資格去昇華和質詢中國人的集體傷痛。這並不是電影技法的失誤，也不是電影立場的失誤，而是因為這樣的一場巨大災難和傷痛，雖然有人性的共同之處，但那種痛徹心扉的悲愴和發問，只能由中國人自己完成。

《南京！南京！》也會在這個4月和《拉貝日記》同時上映，作為一部中國人自己拍攝的「南京大屠殺」題材的電影，它將如何看待這段歷史，將會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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