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聽見的悲情

        曾經有人問我，學文學理論有什麼用，我開玩笑回答說：「可以看懂文藝片」。侯孝賢的《悲情城市》，我毫無疑問地把它歸入了文藝片的範疇，可能是我的文學理論修養還不夠，因為對於這部電影，看了兩遍之後，才依稀覺得自己略懂了一些。影片的壓抑如同它昏黃的色調，一種老電影的歷史厚重感伴隨著令人心酸的情節舒展，然而，電影的主題——悲情，卻是我用耳朵感受出來的，這是一部可以「聽」的電影，我不想過多談論影片的歷史題材和政治意義（他們已經被充分談論了），我只想就我直觀的感受，代我的耳朵告訴你它的故事。

聽緘默——無聲世界中的溫情與無奈
        影片的主角林文清，從八歲開始變成了聾啞人，世界對他是殘酷的，「他是最聰明的孩子，也許是上天的嫉妒，奪走了他聽力」，世界對他又是偏愛的，兄長們捲入黑幫官僚仇殺之中，他卻因為身體缺陷，幾次化險為夷。除了寬美，他是主要人物中最與世無爭的，在那黑暗無情的世界中，無聲甚至給他帶來了一抹幸福與溫和。與寬美相愛、結婚，有寬容的友愛，兄長的照顧，在文清沉默的世界中，無言的交流散發出淡淡的脈脈溫情，同時也灌滿了逆來順受的隱忍。
        文清的存在就是悲情的證明，在光復後的台灣，做一個健全人實屬不易，做一個殘疾人，要在那個社會中默默生存、默默抗爭生活，更是不易。他在家族中倖存下來，卻為了家族悲劇的見證人，當親人朋友一個接一個離他而去時，此時還活著的人將承受著生命不能承受之重。這份無聲的沉默，比任何悲苦的陳述更具感傷力，此時無聲勝有聲的效果，運用於文清身上，可以牽動任何人的心痛而不受語言、內容的限制，在這瞬間，那種隱忍中的悲歌撥動著我們內心深處的回憶，發出心底的共鳴。
文清的相機，似乎代表了他的性格。以攝影為生的文清，相機只記錄、不言語的特點也是文清的特徵，他可以含淚吞下社會的不公與不幸，默默地活著直到那些苦難變成了他臉上那無奈而逆來順受的表情，他是時代的觀察者和記錄者，無處反抗也無力反抗。最後一部份，文清為自己一家三口拍了合影，但這是他最後的記憶，他那時的表情讓我想到了祥子，同樣是在動亂的社會中，充滿艱辛與無奈的生活，畢竟是要繼續的。
文清的世界是陌生化的。與世無爭的他最終還是捲入了政治事件。文清入獄時，他的獄友被叫去「開庭」，誦經的音樂響起，文清默默地注視著他們穿上鞋襪，在幾分鐘的時間裡，沒有一句話響起，只有陌生化的鏡頭，彷彿那些在下一秒即將逝去的靈魂在一絲不苟地做著高尚的事業，準備英勇就義。陌生化的無聲鏡頭，正是文清的世界，直到他等來那兩聲槍響，和他的審判，不，他是聽不見的，只能默默接受命運的安排。
離開，是真的解脫嗎？家族在兄長死後崩潰，為了躲避因政治事件而受到的追捕，文清帶著妻子選擇離開。站在車站站台上一家三口靜默的身影，並沒有向我們宣揚什麼，只是安靜的展示：離開後就能擺脫死亡的陰影嗎？未來的生活將何去何從？
這樣的安靜，伴隨著深刻的憂傷，腐蝕到骨子裡，加深了初冬的寒意。

聽故事——寬美柔弱而堅強的聲音
如果說大哥和寬容的死、三哥的瘋，家族的離散是時代悲劇的縮影，那麼寬美的存在為這個悲情的時代添上了一抹溫情。寬美的對話不多，但是她溫婉的聲線時時伴隨著左右，貫穿了整部影片。一個恬靜如水的女子，用她細膩的女性化的日記筆調，一字一句敲打在螢幕上，像黑底白字的詩篇，讓電影充滿了詩人般的憂傷。
文清和寬美的初次相識，是亂世中的一副唯美的畫卷，寧靜的山路上，「山上已經有秋天的涼意，沿路風景很好，想到日後能夠每天看到這麼美的景色，心裡有一種幸福的感覺。」淡淡的美景伴隨著清涼的寒意，寬美透著莫名哀愁的溫柔聲線，讓我竟一時忘記了影片中的時代，一次永恆的邂逅，誰也不會去想接下來有多少苦難和心酸，滿眼中只有對幸福的渴望。
如果說文清是悲情時代的忍聲者，那麼寬美則是這個時代的順從者。寬美為文清「講述」落櫻的故事:「日本人最愛櫻花那種在『最絢爛時即不猶豫地凋零』的壯麗，他們認為生命就應該這樣。哥哥曾經告訴我，明治時代，有一個女孩，從瀑布上跳卜去自殺，遺書上寫著，我不是厭世，也絕非失意，而是而對這麼燦爛的青春，怕它一旦消失，不知如何是好？不如就像櫻花一樣，在生命最美的時候，隨風離枝那時，好多的年輕人，都被這個少女的死和她的遺書振奮起來，那時，也正是明治維新，熱情燃燒的時代啊。」雖然許多愛國青年把這個故事當作為國家獻出青春的豪言，但是政治與寬美無關。從她淡淡的語調中，我只能聽出她對於這種為櫻花和即將消逝的青春的嘆息，而不是憤世嫉俗的批判。政治的變動遠離這個與世無爭的女子，她的眼中只有人性的溫情和永恆的希望，哪怕它虛無渺茫。日本殖民政府的撤離，在她眼中不是復仇的快感，而是與好友靜子離別的心酸，她心中的人情味遠遠超越了現實，幫助她在黑暗動亂的時政下，得以永恆地保留著潘多拉盒子中的希望，這是她柔弱而堅強的生命中的閃光價值。
寬美的講述很普通，只是一個心地善良的女孩對於自己生活的描述。就像安妮日記，沒有矯揉造作的成份，卻散發出巨大的悲情力量。侯孝賢一刀不剪的共時性敘事，讓那些想急切知道劇情的浮躁觀眾沉靜下來，安靜地傾聽女孩娟秀的聲音，一如她的字體。特別在影片的結尾，寬美在給阿雪的信中寫道：「阿謙已經長牙了，笑的神情很好，眼睛很像四叔。有空來家裡走走，九份開始轉冷了，芒花開了。滿山白濛濛，像雪。」如此貼近生活的一封家書，在我們對情節有了初步了解之後，像一個引子，把鬱積的兩個多小時的嘆息與悲傷領了出來，可是那種平和的語調，又使我們把想要抒發的悲情嚥了回去，只在心裡默默迴蕩。此時文清被當局抓走，生死未卜，寬美卻已經成熟了，起初她對於自然的偏愛還是因為涉世未深，以單純的眼光去觀察這一切而得來的，但是現在，經歷了靜子無奈的離開，哥哥夢想破滅的離開，文清的離去，雖然她眼中的景色依舊永恆美麗，在那種美麗的目光中卻多了她對於生活的理解，對苦難的順從。兒子阿謙在桌上爬來爬去，她慈愛地將他抱開，生活還在繼續，生命在遠離她，但是希望一直相伴，如影隨形。
柔弱而堅強的女子，因為有了希望，有了如水的純淨與柔情。

聽話語——來自各個角落的聲音刻畫社會
影片的語言是複雜的，閩南話、國語、日語，夾雜在人物的對話中，直觀地展現出那個時代的悲劇，就像片中林文雄吶喊中的不平：「我們本島人最可憐，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國人，眾人吃，眾人騎，沒人疼。」經過多年殖民統治的台灣，日語已經和閩南話一樣滲透進百姓的生活中，而字正腔圓的國語卻像一個外來入侵者，插入了台灣，帶來的更多是不確定以及社會動亂、腐敗的加劇。大哥、三哥的死，都是操著國語的上海黑幫造成的，而文清因「2.28」事件的被捕，也是國民黨當局從大陸派去的官員指使的。
影片中圍繞「2.28」事件有三次廣播。事件發生時，當局的態度是曖昧的，宣稱事情很小，呼籲民眾克制；可是鬱積了多年的民憤早已接近爆發的邊緣，外來的投機者入島尋一份利，拉幫結派胡作非為；外來的國民黨入島求一份權，腐敗專政血腥鎮壓。當事件擴大，當局為了作緩兵之計，提出了種種安慰本島人民的措施。可是當援軍一到，當局卻立刻撕下了偽善的面具，對參與事件的社會正義人士進行血腥殘酷的反攻倒算，寬容和文清都因為此事遭到厄運。在那樣的年代裡，愛國濟世的青年們懷抱理想，可是卻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絕望，在越來越多人選擇隱忍的同時，因為有他們的堅持，才能保護更多百姓。然而導演並沒有一味地抨擊國民黨當局的狡猾，他對於整個歷史事件是有清醒的認識的，「2.28」事件發展到後來，甚至變成了本島人對外來人不分青紅皂白的屠殺與驅逐。文清在火車上因為不能回答憤青們的問話，險些被當作外來者遭到毆打。逼急了的文清聲嘶力竭地喊出了一句「台……灣……人……」，那樣嘶啞、無力，正如同本島人民，在絕望的生活中喊出對「生」的希望，而這希望又是那麼的渺茫。
桌子是影片中最主要的道具之一，投機分子和黑幫圍著桌子進行交易，片中多次重複林家一起吃飯的鏡頭，桌子也可以成為寬美讀信寫日記的地方。導演對這些鏡頭都採用了長鏡頭的拍攝手法（這正是文藝片讓我難以忍受之處……全家人吃飯可以一直沒有任何台詞地拍上5、6分鐘……），也許是為了讓我們去體會這種沉默中的人物內心的希望，也許只是為了默默展現真實的生活，總之，在靜止與沉默中，有一種悲哀蔓延。

聽音樂——悲情催化劑
毫無疑問，這部影片的配樂是極其出色的。通過查詢，我發現這部影片的主題音樂正是著名的日本音樂大師喜多郎製作的。宏大的場面、充滿東方色彩的旋律，賦予影片慷慨而憐憫的氣質。在情節急轉而下的時候，利用急促的鼓聲或隱約的哭聲作為音橋，連接下一個場景。在影片開始聽到主題音樂時，還是一種全景式的震撼，可是當結尾復現主題時，它卻幪上了悲涼的色彩，正如同那個時代，有慷慨之士的豪言也有普通百姓的隱忍和苦難。
另外兩段音樂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歌曲穿插，相較於宏偉的主題音樂，更能給我帶來衝擊。
在林家酒樓的二層，文雄和一群久未相聚的朋友共同談論著台灣的命運，感慨祖國命運多舛。他們一同唱起《流亡三部曲》，一面瘋癲似的借酒消愁。「『九•一八』流亡，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可愛的故鄉？哪年哪月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爹娘啊！」知識分子尋根的情感訴求，不禁溢於言表。在樓下的聾人文清似乎也感受到了樓上人的哀歌，儘管他聽不見，他抬頭望著遠方，眼神裡充滿了迷茫。台灣的未來何去何從？何時才能盼來安定繁榮的一天？生活終將繼續，絕望獨自蔓延……
影片中的歷史題材可以在《流亡三部曲》中反映出來，而另一個主題——絕望生活中的希望，卻是在《紅蜻蜓》這首歌中反映出來的。當支撐人們活下去的願望只剩下回憶時，那回憶中的脈脈溫情讓我們不願放棄生的希望。寬美送別靜子時，回想起日占時一段較為平靜的生活。那時候她和哥哥、靜子和她的哥哥融洽而平靜地教書、學習，一曲《紅蜻蜓》祭奠了美好但已消逝的歲月，優美的旋律如今卻像哀歌，存在於永恆的過去。正如同我們對美好童年的回憶，是否也有這首《紅蜻蜓》？
二胡和竹笛似乎天然是屬於悲歌的，文雄的葬禮上，二胡的旋律掩映了家人痛苦的哭聲，然而同樣的音樂主題卻在下一個場景——文清的婚禮上想起。導演總是把悲劇安插於舒緩的溫情場景前，一悲一喜的對比，使得影片生活中好不容易出現的欣慰，變得更加悲涼，即使是喜事，也透著十二分的悲哀。

侯孝賢談起這部電影，曾說他希望拍出的，是自然法則下人們的活動。作家阿城評價說這部影片「展現了個人在亂世中的選擇」。影片開場的分娩場景，象徵著陣痛中的台灣，一面是新生，一面是苦難。正直而有責任感的文雄，從耐心勸阻忍氣吞聲，到最終的爆發和死亡，悲情時代沒有放過他；瘋癲自私的文良，時代讓他癲狂和淪喪；隱忍無聲的文清，即使保持沉默，時代已然沒有放過他；積極投身報國濟世的寬容，最終消失於當局的迫害。只剩下甘於忍受，卻還懷有一絲希望的寬美，一直守候著文清的歸來。
這個季節很美好，也很悲情……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