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死，焉知生！

恐怕世界上再也找不出一個民族像我們中國人那樣如此的貪生怕死。
我們是一個拒絕思考死亡的民族，死亡在我們的文化里是一種禁忌，而一切具有真正哲學意義的思考的起點都源於對死亡的思考。

人人都活著，象加繆說的，似乎都不知道死亡這件事，直到有一天，開始對這種看似正常的生活產生了疑問，鐘擺停止了，牆壁倒塌了，於是才開始思索為什麼。

諸位都是愛好文學藝術的朋友，那麼請你們回答一個問題，在中迄今為止的中國電影史上，究竟有沒有一位可以與伯格曼或者黑澤明比肩的大師？
請不帶任何偏見的思考三分鐘再回答。

沒有，這是我的回答。
雖然我素來以為蔡楚生先生代表了中國電影最高的藝術成就，而且我認為吳永剛先生的《神女》是最完美的中國電影，但是假如讓我說實話，他們也都還沒有跳出那種傳統的敘事與抒情的風格，欠缺一種真正的人文精神，謝晉先生的作品似乎帶了那麼一點點的對於個人的關注，可遺憾的是不免淪為政治的犧牲品。用拿破崙的話做註解，政治就是命運。
答案就在這裡，因為我們的電影或者說文化里缺少三個主要的元素，一是對於死亡的思考，二是對於個人的關注，三是沒有很好的展示個人與外部的對立。
而這些則是西方文化的精髓。

也許在很多人，特別是外國人看來，黑澤明大師的作品帶有典型的東方-日本特色，而我以為再也沒有比他的電影更多的帶有西方色彩的東方導演了。他的作品特別是早期的一些傑作，十分明顯的流露出他本人深厚的西方古典文學修養，尤其是俄羅斯文學傳統中那種對於靈魂的思考，對於人性的懷疑，以及濃烈的人道主義精神。我想，一個民族的復興總是離不開思想的復興，戰後的日本正是由於有了象黑澤明這樣的知識分子開始探問人的靈魂，把西方的懷疑與批判精神帶給日本人，才有了反思和重振。這就是一個真正具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對於本民族所做的，他不但復興了日本的電影，而且重新樹立了本民族在世界上的形象，和他同時代的其他日本電影大師一樣，奠定了日本電影在世界上的地位。
而我們的電影工作者，似乎除了糟蹋老祖宗的東西就是以一種愚弄觀眾的方式搞娛樂至上，我不是說人們不需要娛樂，把那些電影大師都當作樣板，天才畢竟是少數，但是除了娛樂，也應該有點嚴肅的東西吧，要是我們都去娛樂而沒有人思考，那麼將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情！

有人說我是憤青，我快四十歲了，充其量是個老憤青，我害怕的不是憤怒，而是有一天我麻木了，不再憤怒。

黑格爾說過，東方哲學的弱點就是對於特殊事物的忽視，在東方人那裡特殊事物是搖擺不定註定要消滅的，缺乏主觀的反思性，一切主觀性，特殊性都消失在虛妄之中，而在西方人那裡特殊性卻具有他的位置。而且洛維特指出，歐洲精神從本質上來說就是一種批判精神，正是具備了這種精神歐洲才得以不斷的進步。我們缺少的正是這種對於個體的重視和批判精神。充其量是一種少數人為所欲為的自私和盜寇式的破壞。

春節又到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這條故鄉之路變的如此坎坷與漫長，甚至回家這個我們中國人最鍾愛的詞語成了恐怖的象徵。又看到了幾個回家的人死在了路上，也許這幾個人的死亡對於我們來說，會像以往的許多死亡一樣被忘記，我們的神經已經麻木。每當我看到一節節空著的D車組頭等車廂，就納悶。為什麼總是修什麼京津京滬高速鐵路，為什麼不多修一些通往偏僻地區的鐵路？為更多的人建造一些平價的列車？

因為樓上的小孩子不停的拍皮球和吵鬧，我只好請人把30平米的房子裝了一層吸音板，起碼可以不帶耳塞寫字。兩個山東工人--人家早就不種地了，所以別叫什麼農民工，就是工人，說幹完了活明天就搭老闆的車回家了，他們很慶幸因為根本買不上火車票。

臨走的時候，我說了一句，祝你們一路平安。
這就是我唯一能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