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於該隱的心靈史

從電影文本的編織來看，《寵兒》涵蓋了這個時代的作品所習慣具備的種種要素：苦難，愛，神秘，性和暴力。
不可否認，Toni Morrison的小說構思充分顯示了她作為敘事者的帶有南方屬性的崇高天分。她用一種潮濕雨季、鑲嵌藝術或者爵士音樂般的手法將廢奴運動的題材處理地幽深和熱烈。
1993年當來自瑞典的訊息突然降臨在Morrison的身上，她同時也開始了最慢長和艱巨的承受：是否她的作品真實匹配了它所獲得的榮譽？這種來自榮譽反面的聲音雖然沒有消褪20世紀末人們對這部作品深切的關懷，但它的確同樣值得深思。
是否《寵兒》因為佔據了婦女和黑人權利呼聲鼎沸的有利位置而終獲冠冕？是否它的價值僅僅藏在鬼魅飄忽的陌生表達背後？這樣的表達又是否隱匿著作者刻意的對於大眾讀者群的取悅？
　　　　
為了更接近這個文本的真實面貌，電影過後，我也翻閱了作為小說的《寵兒》，但始終令我興趣難減的，是它晦暗的構思。在懸念設置等技法層面，Morrison仍然顯得十分粗糙和綿薄。
《寵兒》取材於一段真實的歷史，而在這段歷史中我們首先可以勘探到黑奴的奇怪處境。一個名叫瑪格麗特•加納的女奴曾帶著她的幾個孩子從肯塔基州逃到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奴隸主帶人趕來追捕，她看到一家自由的希望破碎，絕望之下抓起桌子上的一把斧子，砍斷了她的小女兒的喉管。
很顯然這段歷史的插曲正是《寵兒》的藍本，所以黑奴殺嬰的行動仍然回歸到了傳統題材所要傳達的意志中去：一種以生命為代價對於囚禁的反叛。但小說的層次顯然不會這樣單調，殺嬰僅僅是開始而遠非結束。
18年後亡魂回來了，這時奴隸制已經被廢除，也就是說，寵兒是無辜地失去了生命，事實上太陽已經籠罩了自由的土地。於是塞絲必須為自己在逃亡之路上所產生的「絕望」付出代價：來自寵兒的對母親的晝夜懲罰。
　　　　
這樣的視角未必精確，但卻體現了這個故事凌駕政治傾向之上的宗教態度。事實上，這部小說的意義恰恰在於，它所致力描述的並不僅僅是種族的經歷，而是人類共同的命運，當然，是在作者自身的價值燭照下的對於人類記憶和命運的勘探，它是一部人類的心靈史，而在小說的尾聲Morrison以及電影也為人類構想了完整的救途。
　　　　
當克爾凱郭爾滿懷慈悲與絕望地寫下《亞伯拉罕頌》，人們卻忽略了犯下重罪、被放逐的亞當之子該隱。只有彭霍費爾曾在他的釋經工作中將少許的筆墨投向了人類的第一個兒子，但遺憾的是，他並沒有寫完。
這是一個《創世記》沒能回答的問題，而Morrison卻感到了好奇：人類如何在生而待死的狀態中尋求存活？
在《創世記》中關於該隱的內容是稀少的，大意如此：該隱殺死了被耶和華寵愛的弟弟亞伯，所以蒙神詛咒流離漂泊不得返鄉，而他的額頭刻有神的記號，沒有人可以殺死他。他的後代在《創世記》中有所記錄，但人類顯在的歷史卻由亞當--塞特--挪亞的線索傳承。
該隱在歷史上消失了。但顯然這個罪犯並沒有走遠。《創世記》對於他的刻畫幾乎就是耶和華對於人類的整個構思。他和他的父母亞當、夏娃如出一轍，一樣都從故鄉被逐出。也就是說，顯在歷史的那條發展脈絡實際上卻出於虛構，人類真正的歷史線索是亞當--該隱一線。
當然，這樣的闡釋本身是基於《創世記》的立場，而Morrison是虔誠的基督教徒，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從這樣的立場來看，塞絲殺嬰的行為不應單純地被歸於政治企圖，而事實上，她是出於一種人性深處的絕望和恐懼。我們不能否認這一點，作為逃往自由地「甜蜜之家」的塞絲在奴隸主追來的時候已經絕望了，她並不知道天國般的自由即將降臨在永恆的大地上，她沒有勇氣自殺卻殺死了幼嬰寵兒。
這和該隱是完全一致的。該隱的祭品不像亞伯那樣的蒙神寵愛，於是他開始動搖了，嫉妒、沮喪--更為根本的是，出於對神的質疑--讓他選擇了殺弟的道路。
但和他預料的恰恰相反，耶和華真正眷顧的人子是他自己，而不是他的弟弟，神讓他重蹈了亞當、夏娃的覆轍因為這正符合了神對於人類的構思。他必須像他的父母那樣為了對神的信念的剎那的動搖付出永恆的代價。
　　　　
而在《寵兒》中，塞絲經受了殘酷而漫長的折磨。這種折磨來自寵兒，但更為貼切地說，它們來自塞絲的內心，這是真正的等同於無望地等待著死亡的該隱一般的心靈折磨。
我們看到寵兒瘋狂而貪婪地索要母親的愛，甚至引誘繼父角色的保羅•D，這些正是塞絲情感的外化。所有的悲劇誕生於她對耶和華質疑的剎那，源於她對神之愛的過度而急切的需索。塞絲始終處於愧疚和忍耐之中。這是對該隱被放逐以後的心靈的描寫。當然，也是神學意義上的，人類被放逐之後的寫照。
在文本的最後，寵兒的消失仍然來自宗教力量。這是《寵兒》對於人類命運的展望，就像耶穌的死亡一樣，人類獲得救贖的唯一途徑就是純潔無暇的信仰。只有重返對耶和華的威榮與權柄的忠實信仰，人類才能驅趕被逐的恥辱和愧疚。
　　　　
這是耶和華構思中的人類心靈史，屬於該隱的心靈史，屬於《寵兒》所傳達的心靈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