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需要「聖徒式」的道路

很久以來，我始終堅信一個真正偉大藝術家，必須擁有宗教層面上的思考和展現，這個觀點幾乎左右了我看待一切作品的眼光。之前，一直為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缺乏我喜歡的暗色調而有意識地避開它，直到無意在喜歡的酒吧里看到《藍》，才不得不逼著我去正視這為名聲實在太過響亮的導演。

基斯洛夫斯基無疑再次印證了我看待作品的一貫方式，這是一位懷有極深刻宗教思考的導演，甚至可以說他的出發點就是源於宗教的，在這個宗旨下他懷疑一切世俗的東西，那些已被定義了的世俗概念在他的視野里是不健康的、扭曲的。於是《藍》的開頭便註定要以毀滅破壞性的姿態出現，突如其來的車禍銷毀了一切，人的生活一瞬間由高樓移成平地。

對待舊秩序的毀滅，基氏似乎更傾向於運用一種避重就輕或是模稜兩可的方式。比如車禍發生時，一個鄉間的小男孩兒正在玩一種遊戲：把一個木棍甩到用線相連著的木製底座中去，這個有點難度的遊戲一直失敗，直到好容易成功，小男孩兒露出一臉欣喜微笑的時候，一聲巨響打斷了他，車禍發生了……雖然事故令人震驚，但不同的個人在同一環境下的情緒差異，卻淡化了災難的絕對悲劇性，其原本可能出現的效果也無疑被打了折扣。隨著丈夫與孩子的死亡，茱麗以家庭為中心的一切舊秩序霎那化為烏有，這對於一個女人來說，其打擊是十分巨大的。茱麗開始的輕生、隱居行為都在證明她對於這個家庭的無限依賴，習慣的各種衍生物及習慣的本身，維護著家庭的運作，世俗標準的一一維護，催生著這個家庭以其牢不可破的堅固性屹立不倒，除了死亡。

不可否認基氏對於這個家庭的存在一開始就持懷疑態度，隨著茱麗生活的繼續，種種資訊一一呈現。茱麗夫婦各自有自己的情人，而茱麗為了照顧家庭也已多年沒有自己的作品。看似穩定的家庭生活事實上並不完美，甚至存在各種隱患。如果沒有車禍，這個家庭的未來是否一片光明？誰也不好說。基氏相信災難可以催生新的希望，雖然他讓茱麗始終處於崩潰邊緣的狀態，讓她用盡手段來逃避毀滅帶來的痛苦，但事實上事情接二連三地發生，每一件都和她曾有的家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丈夫的情人懷孕了，自己的情人公佈了丈夫的舊作，並希望通過續寫這部作品來激起茱麗對生活的希望。作妓女的鄰居讓她重新審視了「身份」這個東西，以致於使她最終諒解了丈夫的情婦。

對舊秩序的不信任使得基氏始終都在懷疑現實世界的種種關係，家庭作為縮小版的「社會」，本身就存在隨時崩裂的多重隱患。在《藍》里，沒有什麼是永恆不變的，任何關係都有可能第一時間被打破，人類隨時處在變化之中，這種變化對於人類的傷害不可謂不大，但同時也存在了更多的可能性。你可以選擇逃避，解脫，但像茱麗患老年痴呆症的母親那樣與世隔絕什麼都記不起來真的好嗎？你可以選擇消極，但你並不一定能夠承受這選擇所可能帶來的後果。人有求生的本能，這種本能在構成了脆弱的同時成全了人類的堅強。關鍵在於你必須在各種變化中保持向上向前的姿態，並用災難的洗禮來促使你擁有一顆「聖徒」一般的心。

茱麗就是基氏想像中「聖徒」式的人物，用她丈夫情人的話來說，她是一個「善良得讓所有人都能夠依靠的人」，這樣的人毫無疑問擁有基督一般的內在品質。茱麗自我重建的過程，事實上是基於她對於自我痛苦的深刻理解及將這種理解與尊重推及他人的過程。在此期間，她逐漸完成了對於人類的重新審視，理解了人類共有的痛苦，這種痛苦恰恰是世俗所忌憚的，是嚴酷的世俗環境造成的。家庭的崩潰迫使她拋卻了世俗的負累，反而挖掘了痛苦的真實價值，這是一種被稱為是「慈悲」或「悲憫」的內在力量，是真正宗教化了的靈魂情操。

當茱麗與她的情人完成了丈夫的遺作之後，蛻變的過程完成了，新的秩序由此形成。在變化的世界中，舊與新的交替往往有一定的軌跡，這軌跡在很大程度上又取決於當事人對這種轉變所持的態度。基氏所贊同的，正是以一種基督式的寬仁與悲憫去審視、接納一切可能的未來，並以博愛來成全他人及自身。正如影片中多次出現的游泳的情景。茱麗徜徉在蔚藍色的水中，用痛苦與掙扎作代價來完成自我解救。藍色，在西方被視為純潔而憂鬱的顏色，同時也是最深刻的顏色。英國導演賈曼亦有一部同名電影，來表達他對於生命及死亡的終極思考。看來「藍」，便是基氏對於人類關係，特別是個人與他人之間根本聯繫進行思考的基礎色，也是他概念中的，人類靈魂的底色。

雖然基氏的作品沒有我喜歡的陰鬱和絕望，也沒有深厚的孤獨感，但我欣賞他對於人類痛苦的極大尊重。在他的鏡頭下，無論是絕望或是希望都有一種凝重感，這是他對於痛苦深刻感受和理解下理性的表現。他相信大災難可以扭轉人類渾渾噩噩的生活狀態，對於人類的生存狀態有執著的信仰。他著力揭示社會生活中某些起著麻痹作用的表象，甚至認為唯有痛苦才能喚起人類「愛」的本能。這是一個值得尊敬的導演應有的思考及襟懷，也是一部偉大作品應有的廣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