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派克·李的政治哲學：種族 暴力 馬爾科姆及其它

  「做正確的事」斯派克·李在這部電影中強調了這樣一個政治哲學命題。那麼什麼又是「做正確的事」呢？他沒有做一個政治層面上的法官，簡單的做出對與錯的判斷。他更像是一個道德層面上的檢察官，告訴你種族，暴力，權力鬥爭這些東西的存在，並將它們呈現在觀眾面前，讓觀眾做出自己的判斷。
   有人認為「種族主義是資本本身固有危機的表現」在這部電影中，資本形式是為經營銷售的經濟實體即各種商業店舖。這些商店均為除黑人以外其他人種：白人黃種人所經營。在一些黑人看來（如ML）這種商店的商品形式直接與他們的思想形式相關聯。影片將焦點集中於薩爾比薩店的比薩。其實它就是一塊塊普普通通的比薩而已，但是在黑人看來，這一塊塊比薩還承載著一種具有種族意向的「思想形式」。具體來看這種思維形成的原因。
    黑人文化中存在著一種對「內在價值」的普遍認同感。也就是說黑人具有極強的文化認同感。他們的文化價值被使用者廣泛接受。有了一種「文化優越感」。（影片中薩爾的比薩店牆上的義大利籍名人照片引來不滿）這種「文化優越感」的首要敵人就是以白人文化為代表的強勢文化。與強勢文化的衝突讓黑人越發不能接受這種文化。相反，強勢文化成員卻很容易接受黑人文化這種亞文化。照片這個文化符號在影片中被放大了，與之並列的是壯漢雷迪奧的大錄音機中播放的黑人音樂。這兩種文化符號的並置，在其他地區也許可以和平共處，但是在紐約，在布魯克林，就不是那麼容易了。在ML看來照片這種文化符號是強加給了它的對象的。而這一切正是因為薩而是這家店的主人。他擁有這個權利，這樣照片這個符號就成了具有多方面所指的一個概念，照片中的名人並不僅僅是為名人本身。他們被看做了對黑人文化的一種挑釁。
     斯派克·李並沒有像大部份好萊塢電影一樣，通過環境與人物在表意上的特殊處理將種族與階級關係非政治化。相反，他通過對環境的渲染（呈現出黑人街區的群像與白人商店的個像），對人物的刻畫（充滿黑人風格的對白及大量爭吵的橋段）來突顯出種族對立。又通過警察這一媒介，將這種對立政治化。他用了一種極其現實主義的手法來展現種族關係，這種關係表徵在一個普普通通的炎炎夏日裡，不是平常的不引人注目的平和，更不是日常生活裡的無動於衷，而是平靜中暗含的矛盾，直至影片最後激烈的仇恨與衝突的大爆發。 斯派克·李的高明之處呈現在了結尾。影片的絕大部份充滿了抱怨與爭吵及激烈的音樂。但在最後一刻，當這一切都消失的時候，導演成功地將這一切推向了觀眾，觀眾再也無法要求導演給出明確的答案了，因為導演已經用沉默表明了他的態度。
    影片中的暴力問題也很值得探討。在大部份時間中我們並沒有看到以往電影中與黑人如影隨形的暴力。但這一切的積累，只是為了最後的族群衝突。這次暴力事件的受害人中直接受害人是白人，但雷迪奧的死亡讓黑人也成為了受害者。其實，暴力事件的發生讓雙方都成為了輸家。薩爾是個白人，但是否他就應該為種族歧視承擔責任？穆奇認為是的。但實際情況是穆奇對薩爾提供的工作條件不滿在先，在此基礎上轉化為了種族歧視的視角。這次看似強悍的暴力到最後演繹了它的脆弱。警察的集結而至，最強壯的雷迪奧幾分鐘變成了一具屍體。而這場暴力的結果呢？只不過是毀掉了一件比薩店。 斯派克·李對暴力採取了一種在贊成與反對之間游離的態度。一方面，不通過暴力無法獲得應有的尊重。但另一方面，暴力又無法控制，其結果往往是兩敗俱傷。
    黑人社區的群描為我們展示了一個真實的黑人的「話語社團」。這種只屬於黑人的文化語境下的話語在傳播，被傳播；在生產，被生產；在保管，被保管。形成了一個封閉的圈子，它嚴格的控制外人的介入。而這正是黑人文化一個明顯的缺陷：它缺乏一種包容性。對於「話語社團」之外的其餘文化語境的拒斥，讓它顯得有點不近人情。斯派克·李更重要的是為我們呈現了這個「話語社團」內部發言人，話語權的鬥爭。這個社團中有人對待白人的態度較友善，但又有人非常極端。影片在這一點上的處理，讓影片更具戲劇性，避免了走向乏味的「生活流」的敘事。極端的如ML，膚色成為了他現實生活中區分敵人朋友的唯一標準。態度友善的如穆奇的妹妹，她與薩爾情投意合。但是他們會有結果嗎？斯派克·李在兩年後用《叢林熱》做出了回答。身份的壁壘最終毀掉了一對愛侶。
    影片中黑人，白人，黃種人他們均被刻畫成同屬下層社會的一部份。白人與黑人是在一個相對平等的地位上來詮釋的。但這種相對的平等與根深蒂固個種族歧視放在一起構成了現實圖景與思想圖景之間的矛盾。現實中的平等被思想扭曲成了一種不平等。當黑人們疾呼取消種族歧視時，其實，他們才是種族歧視觀念最頑固的守衛者。本來平等的工作，在他們看來成了剝削和壓迫。穆奇，ML們，你們是不是太敏感了？斯派克·李拒絕了一個速寫式的故事，創造了一個更真實，更令人深思的全景式的神話。
    作為視馬爾科姆為其「精神教父」的斯派克·李，在他的影片中馬爾科姆從未離開。《局內人》《25小時》這些看似與此無關的作品，也潛含著馬爾科姆願拋開膚色種族差異，尋求交流可能性的努力。1992年，他更實用一部傳記電影向自己的偶像致敬。當然，在像《為所應為》這樣的探討種族問題的電影中更是少不了馬爾科姆。影片結尾引用文字與照片的具象，與影片中情節與對白的抽象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無所不在的馬爾科姆。
    馬爾科姆對黑人身份的認識源於他的一系列悲慘遭遇。這同時也是美國黑人生活中經常出現的：暴力犯罪，牢獄之災。馬爾科姆短暫的一生是為黑人自救的一生。他與馬丁路德金一樣被暗殺，卻無法與金享有一樣的政治地位。他被自己的同胞攻擊，謾罵。他不是一個「我有一個夢想」的理想主義者；他是一個「我們不能等待自由」的社會實踐家。斯派克·李從馬爾科姆身上找到了未來：交流，溝通，合作，真誠。暴力事件的發生均是由於交流，溝通出現了問題。你不能指望每個人擁有同樣的能力，才幹，優勢。人生而平等，告別了政治的烏托邦，它就只是一句空話。那麼，後天的平等要怎樣去創造呢？暴力還是溝通？這真是一個悖論嗎？
    馬爾科姆說：「錯了就是錯了，不管是誰做的，還是誰說的。」斯派克·李說：「做正確的事」。對錯之隔，也許真的只是在毫釐之間。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