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途

 
　　
　　人為什麼要踏上旅途？安哲羅普洛斯的所有電影，幾乎都是關於旅途的，在空間與時間中輾轉，詢問來與去的問題。他一生的電影作品不過十多部，是一次次的自我叩問，自我確認，個體的問題與終極的問題糾結在一起，一次次想給出理解與答案。——在一個後現代語境裡，談這樣現代主義的一個導演，會覺得我們已經繞到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後面，因為繞了，所以又要面對生命不能承受之輕。
　　
　　《霧中風景》是一次極其痛苦的追尋，安哲羅普洛斯將兩個孩子扔到人世間，讓無力而無辜的他們負起「尋父」的重任。他居然有直面這個問題的決心，也居然信任電影這個形式。雖然一開始，這個電影主題的重大過於顯而易見，而語言又過於遲緩，過於雕琢。我們看到兩個孩子，烏拉與小亞歷山大，每天到車站去等一趟到德國去的國際快車，因為媽媽說，爸爸在德國。這兩個從沒見過爸爸的私子生，因為一個謊言上了火車，然後他們遇到各種人和事——這些人和事，不遵循現實主義的原則，有時在構圖與象徵層面上的意義更重要，但它們又不完全地只是難以理解的場景，在審美、情感與思想的層面上，都可以同時展開溝通。
　　
　　這些綴在一起的場景，如同夢境。沒有嚴格的邏輯線索，但像是一些回憶中揮之不去的畫面，在夢境裡與人重逢。這些場景顯得孤獨，沒有緣由，但又沉重，無法推卸。在雪天的一個夜晚，烏拉與小亞歷山大走到了一幢房子的外面，有人在舉行婚禮，拖車拖來一匹瀕死的馬，小亞歷山大抱著馬痛哭，新娘與新娘在屋外的爭吵哭泣，婚禮人群的載歌戴舞間，兩個孩子與馬像是不屬於這個世界的，又像是這個世界不屬於別人。到底要從哪裡來，到哪裡去。這個問題真的可以尋找到答案，又或真的可以去尋找嗎。慶典與雪地裡的孩子，因為還對這個問題無知無識，所以勇敢地走在旅途之中吧。
　　
　　然後總是有雪和雨，壓抑的灰藍色一直延續。他們遇到好人也遇到壞人。電影中，對好的人與壞人沒有什麼道德評判。讓小亞歷山大收拾瓶子再給他一份三明治的是好人，臨上車前讓車站照顧一下姐弟的乘務員是好人，強姦了小烏拉的卡車司機是個壞人。但是，好和壞像是必須遇到的，從這個角度來說，甚至是相同的。小烏拉被強姦的畫面是一個中遠景，卡車的車篷放下了，紋絲不動的長鏡頭，只有路過的車的呼嘯聲，很長的一個停頓，然後是司機下來了，再然後是烏拉的兩條腿露在車篷下，她的白襪子髒了，被擄到了腳踝。所有的痛苦都沒有吐露出來，甚至再後面一個鏡頭，她在車壁上揩拭血跡的鏡頭都是無聲的。為什麼要尋找爸爸呢？如果有一個爸爸，能不能回答這個問題：為什麼人要到這個世界來領受這一切？當亞歷山大在小餐廳裡收拾瓶子的時候，一個老人忽然推門進來，拉了一曲小提琴，然後店主把他訓斥走了。這是電影中最為美麗的一個段落，它從生活中最卑微的那最部份里，鍛鍊出了金屑。但這個金屑再亮，也是一閃而過的微光。
　　
　　「下雨了，翅膀被打濕了。」烏拉和小亞歷山大出發前，小亞歷山大與瘋人院裡的一個瘋子打招呼，他站在鐵絲網內的山坡上，雙手伸展，做著飛行的動作。這個瘋子，其實就是烏拉與小亞歷山大後來遇到的奧瑞斯提，那個劇團的司機吧。他像是一個從天而降的天使，帶領著姐弟們走了好長的一段路。這一部份的隱喻幾乎過份明顯了，沒有演出的劇團是失落的，無從挽回的傳統，當現代來臨時，他們在海灘上賣掉了最後的戲服。而讓小亞歷山大坐在摩托車前面，烏拉坐在後面的奧索奧斯最後也沒能成為他們的庇護者，他是他們一個同樣迷惘的哥哥，而不是他們的父親。這個角色讓人想到費里尼的《大路》裡的瘋子，同樣是一個天使，同樣翅膀沉重，不能再飛回天堂。
　　
　　小烏拉抱著奧瑞斯提哭泣的鏡頭讓人心碎，她的愛情尚未開始，就已失落。她和弟弟走到了又一個小火車站，她的錢不夠買到邊境去的車票。小烏拉站在一個站台邊的一個士兵前，對他說：「給我385元。」她平靜得沒有聲息，但她已經不是一個小小的乞丐了，她知道自己可以做一次交易，所以才能如此平靜。士兵沒法面對她，他領會了她的示意，又沒法接受自己領會了她的示意，他是一個好人。他走到了兩排火車之間，荒蕪的軌道中生出了荒草。小烏拉跟了進來。他把錢扔在一邊，逃兵一樣逃開了這個小女孩。
　　
　　一個人，一個小女孩，要經歷這些身體與愛情的痛苦，要經歷了破損與失落，要經歷了剝奪與施予，惡意與善意，才終於成長了。她堅持到這一步，還要帶著她天真的小弟弟，還是要去尋找爸爸。尋找一個開端與一個理由。這真是殘酷。
　　
　　邊境的槍聲之後。畫面黑了很久。然後聽見了小亞歷山大在黑暗中的聲音。光瀰漫，洇散開來。霧中的山坡上有一棵樹。——這是「霧中風景」，是我們真的可以找到的東西嗎？為什麼我們不在這個旅途中的某一刻停留？這是安哲羅普洛斯的決絕，還是他的侷限？
　　
　　作為一個初始與終結的哲學問題，它是無解的吧。安哲羅普洛斯提供的東西，是電影語言，是詩。他大概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奧索奧斯在垃圾桶里撿到了一小條膠片，把結果告訴了姐弟：那裡有霧，有樹。哲學在藝術這裡得到了休憩。他的電影語言，有一種詩的質地，鏡頭成為意象，在明晰之中堅定地走向疑問，將憶念與希翼和盤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