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有鬼

連續幾天，我都會在清晨五點左右，接到一個自稱來自湖北黃石的電話。那是一個飽受失眠困擾的中年男人的聲音，嘶啞焦急，可是他到底說了些什麼，我一句也沒有聽懂。我必須描述一番住所周圍的環境，那是一條商業街吵鬧的陰暗面，一家名為卡薩布蘭卡的狂歡酒吧，打著紙醉金迷的虛晃招牌，從此我對這個同名電影徹底深惡痛絕，包括酒吧內一位聲帶粗壯的搖滾歌手。另一邊，是一家深夜餐飲業的典範，我不明白，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人喜歡在凌晨一二點起床去吃早餐，他們呼朋喚友，當街追逐。終於有一天忍不住探出窗外喊叫了一聲，我記得那是整個夏季最為酷熱的一個夜晚，電視上說，醫院裡的躁狂症病人新添了五成，最常見的舉動就是東掖西藏他們的耳朵。

我就是住在這樣一條極度瘋狂哀傷的街道上，如同一面睏乏而又痛苦清醒的掛鐘，在夜深入靜的環形公路上注視自己不斷交叉跑動的腳步。我一定是得罪了白晝的某種隱蔽缺陷，懲罰我必須在天亮之前一直保持暴怒與輾轉難眠，月光經過窗外，都會發出一聲慘絕人寰的尖叫。然而，那個該死的電話就在這個時候響了起來，從桌上一下子跳到我半邊神經麻痹的臉上，打了一記重重的耳光。多麼希望這只是一場噩夢中的索命，我把自己深埋在被窩裡快樂地呼喊求救，可是夢終究敵不過鈴聲的執著，那一刻，殺心頓起。

地球的另一半，一個名叫斯圖·謝菲爾德的人也正在經受與我相同的歇斯底裡的折磨，他走進了紐約大街的一通電話亭，自此，他要在這裡體驗長達九十分鐘的靈魂逼問。我一直以為電話是一項很貼心的偉大發明，兩個人不必見面，各自安全地躲在連線的兩端喃喃細語，沒有人清楚看到我背道而馳的面部表情，偶爾還可以打個盹走一會兒神。在《午夜凶鈴》突然大行其道的時候，這樣的死亡咒語也不過是個冷笑話，連帶著韓國恐怖片《鬼鈴》，那個砌在一堵牆裡的新款手機，提醒我的只是不要隨便轉用陌生人的手機號碼。我和所有的人一樣，都太過自信了，在這個閃閃發光真偽難辨的新世界裡，寂寞地恪守著一些看上去無械可擊的聊以自慰的貼心話語。

兩條大街之外的斯圖·謝菲爾德也是一身精短打扮，紫色襯衫，一塊仿冒名牌腕錶。那枚結婚戒指，在他走進電話亭之後就脫了下來，輕輕扣在電話機上。金屬的聲音的確是很亮眼的，這個小小的道具，有時候要比一挺狙擊槍更具殺傷力。而那位一直未曾露面的真正主角就躲在電話亭附近的一扇窗戶背後，肆無忌憚地瞄準斯圖·謝菲爾德的眉心、耳廓，還有慌亂的心臟。我可以想像他的微笑，戲弄中有些淒涼的滿足感，他一定在這裡守候了很久，逼仄的房間內煙霧瀰漫，還有一根煙在他發燙的指間慢慢燃燒。如果可以忽略一個空間的實際氧氣容積，那麼狙擊手的藏身之處，大概也是另一個令人窒息的電話亭，誰又能預想那種平靜如水的聲音後面，是不是也掩蓋著一顆笑著流淚的受傷的心。我無端地相信，所有的偶然都是提前埋伏的必然，一顆子彈的速度，在縝密的陰謀計劃中，遲早都會穿透一層透明的玻璃。

《電話亭》是一場虛與實的對峙，弱小與龐大的遊戲互動，或者就是科林·法瑞爾一個人在電話亭演出的獨幕劇。我並不想要把這個電影引向人性多麼誇張的深度，有時候一場淋漓盡致的遊戲，也能讓人心跳變速。我想到《見鬼》中的電梯間，《捕夢人》中的森林小屋，普遍的恐怖電影中的鬼屋，還有地下室，廢棄的停車場，在這些特定的場景中都包含著夜半鈴聲的膽顫心驚，讓人眼神充血的冰涼興奮。可是我還得在清晨五點與一個言語曖昧的陌生人對話，聆聽那些言不由衷的緊張措辭。他似乎在很急切地尋找一個什麼人，而這個人只在這個時間段衝出他的記憶，跳到早上還有些微寒的空氣中。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他對我的不信任，語氣中隱隱有種深深的責備，他一定在埋怨我把他的朋友藏到了一個神秘的電話亭，他找不到他，他徹夜失眠了。

時隔很久，我才發現其實我一直都在想念著這個古怪的電話，我對遙遠的一無所知的地點與方向總是充滿新奇地不安。我要去西藏，我要去新疆，我要去雲南，我要去離家五百公裡的任何一個地方，而事實上我還沒有跨過黃河以北。同樣的三四個早上，我都被同一通電話親切喚醒，我們沒有交換彼此的姓名，似乎在遵守某種奇怪的約定。在不到一分鐘的通話長度中，我通常都在重複一句話，一張開嘴就能聞到夜夢過多的酸苦氣味，你打錯了吧，你打錯了吧，你打錯了吧。最後一次，我改變了回答問題的方式，在穩定呼吸之後，說，我就是你要找的人。從此，這個電話再也沒有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