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正在現實的和已經現實的年輕人們，你理應該被注入一劑荷爾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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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旅行而旅行。在電影《摩托日記》里這個23歲的青年，面對兩位共產黨逃亡者的詢問，他這麼說，帶著享樂主義似的慚愧感來說明他們從1951年12月份上路所做的一切。在哪一本給一代一代的年輕人們點燃荷爾蒙的日記里，他找出了波德萊爾作為整個冒險家般旅行的理由：真正的旅行是那些為出門而出門的人，他們輕鬆愉快如同漂浮的氣球，然而他們絕不會偏離自己的目的地，也不知為什麼，他們總是說，上路吧。

2008年5月開頭打硬皮火車由南到北的兩個青年人，在忍受幾天來不斷更換地地鐵大巴，以及冷風天裡的夜遊，後來我們在返回的路程里輕易地宣判此次旅行的失敗。回憶起來的，是兩個刺毒陽光下的蒼白臉龐和麵對擺在眼前這刺生生的京都風景時我們疲憊而僵直的腦袋。旅行的意義，在這時被重新放到眼前，甚至我們所在做的，帶著一筆不知什麼時候能夠償還的費用就在另外一個地方。這些行為似乎是過於理想化的，被我們自己也開始懷疑是否該去嘲笑。為了安慰自己，我重新翻出《摩托日記》，那輛諾頓500奔馳在寬廣田野上時，一切快乾巴掉的心胸突然又變得開闊而興奮。僅僅需要看著這一片新鮮色的美景，就已經足夠說服自己重新煽情起來。記得一年前暑假，從大理到麗江的自行車之旅，我們醉於從所有精緻旅行照片跳出的景色。

關於格瓦拉。到底有多少被神化了，我隨手就能抓到一本這樣的書，它用一排一排精緻的句子，來論證理想主義，浪漫的革命家，憂鬱騎士。好像這些詞語的發源地就來自這裡。然後，一批一批的青年人們包括我開始拎起挎包，滿身骯髒和疲憊並以此為榮。再後來，給五百同學發去的簡訊，為什麼我們終究不能像這樣子，像五十年前這兩個傢伙那樣上路呢。生活教會我們的總是狡猾。怎麼用最舒適的方式來完成一次生活。勇氣自然是沒有了，最後只剩下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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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一次旅行如何影響這位浪漫主義者，至而變成一位果敢的革命戰士呢？
當年與格瓦拉同行的格拉納多在晚年時接受BBC採訪時，提到格瓦拉，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正直，和將消極的變為積極的能力。在影片裡，鏡頭多次對著他們倆的分歧，為何他會有如此堅定的力量，始終保持正直呢。他直面說出老頭兒脖子上的是腫瘤，勸他去醫院看，結果沒有討到食物，即使在飢腸轆轆時仍舊堅持這樣的原則；臨走時他回答盛情款待他們的醫生Hugo Pesce時，用平庸，劣質的生硬評價來告訴他的看法。正如醫生出乎意料的回應，我們已經忘記了誠實的美好品質，總在尋找讓保全自己的方法甚至不惜以敷衍的方式。格瓦拉是一個極端，他告訴別人，被認定固執或者正直的原則。這個遺傳有哮喘病的青年，在學校里隨身帶著哮喘藥參加踢球這樣劇烈的運動。下冷水湖抓被打下來的鳥，還是乾裂路途中的長途跋涉，他總是保持著倔強的姿態。
那兩個躲避暗殺的共產黨人，以及大煤礦，所看到的是一個個僅僅為著生存下去的蒼白的臉。這些真實似乎已經超出了旅行中那美景和美女的快樂故事，轉而面對的是一具沉重的事實。似乎是他的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為著這樣的不正義憤憤不平，並且試圖用著自己的熱血改變這些。21世紀這個年代，新成長起來的我們，大概是沒有了這樣拯救的念頭，這些太大的字眼，被恥笑為不切實際。大家習慣了認認真真地生活，偶爾回望一下還存在的八十年代那些老骨頭們，看著他們的信誓旦旦，覺得是相當可怕。
電影最後也忘不了將這些純淨徹底下去，24歲的生日，面對一公里有餘的河面，從這邊醫生住著的，到那邊痲瘋病村民們，他說只有今晚才是他的生日——他想與河對面的人一起過生日。
格瓦拉在與痲瘋病人們待著的這一兩個月，似乎就已經能夠看出他領導的氣質。他會一開始就很容易給那位瀕臨絕望的女患者講述自己的故事，一切自然而然地融入到這群人裡。最主要的是他們被當作動物，而不是當作人來對待。瑪雅文化遺址那個沉思的青年面對同伴格拉納多的設想：沒有武器，怎麼反抗？怎麼反抗所有存在著的不公，以及原本就是一塊領土的南美洲大地。

而那些格瓦拉Ｔ恤，彩色傳記，美好影像，我們不斷複製格瓦拉，以此來安慰這個時代已經缺乏的勇氣，甚至很自然地質疑起1952年的一段旅行的真實性和後來的所有偉大，然後繼續認認真真地去焦慮口袋裡的鈔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