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市景觀

我的朋友、青年導演王楊曾於去年拍攝了一部名為《地上》的紀錄片。他把鏡頭對準了西安大學城這片連接、模糊著城鄉地域的曖昧空間，試圖捕捉這一空間的微妙變化和被各種權力所侵蝕的日常生活。在其中一個場景中，他的鏡頭從土黃色的矮平農民住宅移去，切換到一座龐大的綠色調華潤萬家超市之上；攝影機進入超市之中，一組平行的長鏡頭展現了十幾張收銀台光鮮鋥亮的操作檯面和統一制服的收銀員；人流開始湧入超市，穿著奧特曼卡通制服的服務員正在吸引孩子們購買玩具。隨著王楊為本片製作的詭異背景氛圍音樂，這部極為現實主義的電影頃刻之間變得超現實了。整齊劃一的農民住房與同樣整齊劃一的超市收銀台突然之間成為了現代性在中國農村展開的辯證兩面，而無產農民的貧瘠生活和超市之中琳琅滿目的商品，荒廢空曠的鄉土中國與擁擠熙攘的超市空間構成了互相解構的關係。當國家權力的介入威脅到一種樸素日常生活的消失時，當全球化與市場經濟的偉力迫使農民告別鄉土、踏上沿海之旅時，超市，作為消費文化/全球資本流動的象徵物，正以在地化的方式於潛移默化中重新著組織農民的日常生活。
用平移長鏡頭展示超市空間當然不是王楊的首創，這幾乎是拷貝自戈達爾拍攝於1968年的作品《萬事安好》（Tout Va Bien）的結尾高潮片段。和王楊的目的不同，戈達爾在這部馬克思主義繳文中旨在想像一種革命的可能性。攝影機在超市內部極端冷靜地平移運動，與在其中暴亂的民眾構成反諷的對比：後者正把所有商品付之於灰燼。在這一時期，平移長鏡頭成為了戈達爾首要的政治美學選擇，它同樣出現在《週末》中那場著名的塞車場景與《萬事安好》之前的工廠罷工廠景中。雖然《萬事安好》在很大程度上預示著「五月風暴」的降臨，但在戈達爾的想像中，革命並不發生在街頭，而是在資本主義的核心風暴區，於是，超市，作為商品、消費與後現代景觀社會的結合體，成為了內爆式革命的導火線。與此同時，毫無感情色彩的長鏡頭又模擬了無處不在的監控攝影頭，福柯式的微觀權力幽靈在此被召喚：無論是超市還是工廠，抑或「五月風暴」的據點大學，都是現代全景規訓社會的凝結物，在此，重要的不僅是意識到大它者無所不在的存在與權力的壓抑作用，而且是意識到所有這些地點都是物質和知識生產與再生產的場域：超市從來不是單純消費的所在，它生產與規劃著名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就福柯的意義來說，真正重要的並不是那些凝視著我們的老大哥，而是超市空間對物品的安放、分類與處理，與此相對應的則是現代人對生活與身體的一系列柵格式的規劃。
超市的迷人之處在於這個極端理性有序的空間總是折射著一種似乎無序的眼光；「漫遊超市」總是伴隨著一種快感。這個明亮有序的空間使漫步於其中的人感到安全，目不暇接的商品生產出虛假的多樣性，而選擇哪種商品則定義了消費者的主體性、階級和品味，只是超市的終端永遠是那個一模一樣的收銀台。在比利•懷爾德的黑色電影《雙重賠償》中，瓦爾特和菲麗絲正是邊漫步在洛菲利茲上的傑瑞超市(傑瑞’s)，邊策劃他們的謀殺兇案的。他們在超市的走廊之間低聲細語，而他們之間的櫃檯上則放著嬰兒食品、脆豆、通心麵、番茄和其他所有一切能被包裝和排成一隊乾乾淨淨放在櫃檯上的東西；他們在公共空間內談論著謀殺，但大超市讓他們足以隱形。對於現代都市人來說，超市就是自然，就是森林；走廊就是林蔭大道，而商品便是林木花草，背景音樂替代了鳥叫聲。可是，和這部電影中女演員巴巴拉•斯坦威克那頭著名的金色假髮一樣，超市森林有種揮之不去的人工性；既而言之，如果說正是女性身體的人工性致命地吸引了瓦爾特的話，那麼，現代生活的詩意便蘊藏在超市的人工氣質之中。
西恩•埃利斯的《超市夜未眠》便濃重塗抹了超市的這種人工詩意。在歌劇詠嘆調的催眠中，男主角讓時間停駐，一位位購物消費的女性變成裸體肖像，身體和商品成為了同一道風景線，也成為了男性凝視與嬉戲的場域；男性的濕夢彌合了他無能的現實。不過，很少有人會去注意本片的英文名，Cashback其實是「現金找回」的意思：消費者劃帳多於消費商品價格的金額，超市以現金的方式找回其多餘金額，由此方便需要零散小額現金的人。而這被找回的金額不正是佛洛伊德所謂的「弔詭之物」（the uncanny）嗎？作為商品流通等價物的貨幣以一種「怪誕而新的方式」（strange new way）回歸，成為了一次虛擬交易的物質餘燼；而在男主角的超市夢幻中，每天多出來的8小時則成為了現代鐘錶時間之外的「弔詭之物」，以同樣怪誕而新的方式侵入到正常的時序之中；真正激進的解讀並不是說多餘的8小時是男主角慾望和焦慮的產物，而是在於意識到在超市這個曖昧空間中，資本的流通交換與利比多的流通交換其實是互補辯證的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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