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英雄》批判

《英雄》（中國/2004年）
導演：張藝謀
主演：李連杰、梁朝偉、張曼玉、章子怡、甄子丹、陳道明
出品：新畫面


很少有一部華語電影，能夠像張藝謀的《英雄》這樣，在它的籌備製作期間，就吸引了如此廣泛密切的關注。然而，這樣的作品是否就必定意味著精彩、美妙等一切罕見的品質呢？答案顯然是未必的。在《英雄》公映前夕，一本自命為「中國第一」的電影期刊刊登了有關《英雄》的十餘頁的專題特寫，充滿著以古龍、瓊瑤加汪國真的文字風格混雜在一起的紛亂眩目的空話，詞藻華麗但意義空洞。不過，事實證明，這種浮華和其書寫對象之間存在著高度的相似。
在《英雄》之前，中國古典武俠題材電影在全球的最佳表現，由李安的《臥虎藏龍》創下。張藝謀的緊隨其後，很難說沒有一點湊熱鬧的意圖。《英雄》問世之後，曾有說法預測它將有可能在世界範圍內取得比《臥虎藏龍》更大的轟動，並同樣積極參加了美國金球、金像兩獎的競逐。但是，這種論調過於樂觀了，抑或本來就意在炒作。《臥虎藏龍》在北美的空前成績並不是偶然的，其中最主要的歸功於導演李安多年來積累的在中西文化之間遊刃有餘的功力。美國人能夠看懂的是刁蠻的玉蛟龍任性的反抗心態（六十年代以來的女權和青年運動背景）、李慕白和俞秀蓮的內心感情「臥虎藏龍」（宗教、倫理背景和全球首屈一指的心理分析學普及程度）、以虛/盈或空/滿等對立名詞所折射出的東方哲學玄機（中國古老哲學和文化在外國知識階層中的影響力）……這諸般特點融合在一起，才是《臥虎藏龍》走紅的內在肇因。如果單純依靠中國武術的動作噱頭和吊鋼絲飛行的奇觀，實在不足以實現獎項與票房的雙豐收。反觀《英雄》，老美觀眾能理解（甚至引起「美麗」的誤解也好）的因素在哪裡？迄今為此，張藝謀的長處在於他曾經對幾個歐洲影展投其所好的精明揣摩，他的聲譽也來源於此，但他在世界電影頭號重鎮的北美向來業績不佳，獎項雖有提名卻始終未受青睞，票房甚至難破百萬美元。本來，這些虛幻的「標準」不應用來衡量一部嚴肅的藝術作品，但既然《英雄》主創們一再流露出很看重的態度，我們也只好勉為其難：《英雄》憑藉武俠片的流行特徵和動作演員的號召力，獲得了一定的商業利益，但要想達到並超越《臥虎藏龍》的高度-------不可能。
如果《英雄》僅僅為了名利收益而拍，我們仍必須承認，張藝謀及其團隊的表現是成功的。但是，張藝謀在各種接受訪問的場合，也不斷談及《英雄》的思想境界。那麼，這部中國大陸電影史上劃時代性的「大片」《英雄》，究竟要表達什麼呢？
張藝謀是個天才，不只是在電影藝術領域，而且因他出眾的投機本領。儘管他表示出對武俠片的嚮往已久，但從《英雄》的班底、運作等角度來看，難免較勁或趕潮流之嫌。事實上，投機就是張藝謀多年來的成功特點。他能通過《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來投西方視角之所好，亦能在適當時期以《秋菊打官司》博得官方話語的贊同。觀察他的創作歷程，他總是能敏銳把握身外的「大勢」走向和需求，這使他在第五代導演，甚至在整個中國文藝界都能長久保持站在潮頭的顯著位置。然而，這是一位匠人的小聰明，農民的狡黠。僅僅因為他選擇已經在中國影壇成為「爛饃」的刺秦題材，就足以表明他的藝術獨創精神的枯竭和一種流露著驕矜的懶惰。
十多年來，刺殺秦始皇的歷史事件受到了中國影視界、確切地說是被稱為第五代導演的群體非同尋常的矚目，周曉文、陳凱歌、張藝謀先後以此為題材拍攝了自己的電影，也提出了個人對歷史的不同想像與解讀。儘管這些影片呈現出多種面目，但我們不難看出一些具有共同性的線索。
秦始皇是中國曆史中曾多次出現的霸道統治者的代表形象，這類帝王的特徵是不容違逆的獨斷專制、揮斥方遒的戰略手筆加上不管功成萬骨枯的鐵血意志，他們一方面創下一時無兩的輝煌霸業，另一方面則留給後人無盡的毀譽爭議。第五代導演之所以對秦始皇的故事高度熱衷，首先在於他們幾乎整個青春時代都生活在一位秦始皇式人物的陰影籠罩之下，這位霸者對他們的精神世界的成長造成了不可磨滅的深刻影響。這樣的聯繫並非捕風捉影，事實上，張藝謀《英雄》的主題歌第一句就是「在很久或不久以前」，言下之意相當明顯。
刺殺秦始皇的題材，其核心有兩個：一是如何塑造秦始皇的形象；二是如何評判刺秦的行為。在中國傳統歷史觀中，這兩個問題早有主流的解答。後世說秦，往往是「暴秦」，拒絕接受秦的統治也是「義不帝秦」。秦之暴虐，不但是令民不聊生，二世即亡；也指其統一過程中行事兇殘狠辣。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長平之戰。趙自武靈王胡服騎射，軍力強盛，更連出廉頗、趙奢、李牧等名將，而秦一國之力終究和六國相比處於劣勢，為此秦抓住長平之勝，一舉坑殺趙卒四十萬，令敵國元氣不可恢復。這種大規模的殺俘事件開中國曆史惡性虐殺之先河，秦之不擇手段亦昭然天下。因此，秦始皇雖然建成了前無古人的大一統帝國，但永難擺脫暴君的形象。而關於刺秦，最經典的歷史敘述來自太史公的《史記》，這個故事是中國傳統文化里相當重要的「俠」、「義」等價值觀的最重要闡釋之一。
然而，在這幾位當代導演的作品中，他們對秦始皇和刺秦自有他們的觀點。
以秦始皇為例，第五代（不能忽視年齡上稍小、但和第五代合作頻繁的、把領袖畫像掛在辦公室、曾扮演過秦始皇的姜文）的作品中對領袖人物的描摹尤為值得認真分析，遺憾的是，迄今尚未看到嚴肅的整體性探討。第五代在這一點上，由成長曆程中造成的集體的心理陰影，於他們的影片中一而再再而三地無意識流露。
第五代親身經歷了中國現代史上最波瀾壯闊的造神運動從興起到極盛又到破滅的全部過程。他們對領袖的魅力有印象深刻的切身感受，對領袖的威力有任其擺佈的由衷敬畏，對領袖的權力有既恨且羨的複雜情感。此一領袖人物的言行思想，嚴重地影響了他們自身的人格與思維構造。這位領袖人物有霸氣，有匪氣，有狂氣，甚至有他自稱的「猴氣」，同時也有某種陰柔氣。最複雜的是，他變化多端，喜怒無定，翻雲覆雨，心意難測。第五代對領袖，可以說是愛恨交織。因青少年受到的磨難，令他們在口頭上有不滿、有反思、有批判，但在骨子裡，領袖的氣勢、聲名和操縱無數人命運的力量，又令他們充滿艷羨，當他們有了權力，哪怕是導演的權力，也會展示出與領袖相近的氣質。有時，他們會抓住其「匪氣」和「猴氣」，加以挖苦貶低，最典型的是陳凱歌的《荊牁刺秦王》中丑角般的贏政；有時，他們又會表現出對「霸氣」、「狂氣」的推崇、讚賞以及效仿的衝動。迄今為止，第五代的作品沒法直接涉及那位領袖的題材，因此頻頻以化身秦王的方式來繞著彎子說話，乃至在其它權力人物的塑造時，也不自覺地「代入」。在《荊牁刺秦王》中，燕太子丹揮刀將一名部下砍翻，僅僅因其說了句勸阻的話。這種對下屬性命的漠視，隨意生殺與奪，也折射出領袖風格對第五代造成的人性認識誤區。
第五代對領袖的曖昧心態，進一步滲透於他們嬗改後的刺秦故事。荊軻的刺殺行動被後人賦予的俠義色彩，是因為他既受太子丹之託而帶有政治動機，也不排除個人拼死一搏以拯天下的責任感使然。俠為何物？除了以武犯禁，更代表了一種個體對強勢壓迫的反抗，象徵著一個民族精神得以延續的生命力。但是，在周曉文與陳凱歌的電影中，荊軻或高漸離的行刺已經被荒誕化了，到了張藝謀的《英雄》，刺殺竟然沒有發生！不管是誰刺秦，都應該是一個反抗的故事，而電影一部又一部，反抗的精神核心被抽離得越來越少，直至張藝謀這裡，反抗反倒成了反動。
張藝謀的不少作品都圍繞著「反抗」的命題，從《菊豆》到《搖啊搖，搖到外婆橋》，而在《秋菊打官司》里，「反抗」已在結局裡背上了道德歉疚的包袱。張藝謀式的「反抗」，是註定無望的，圖有其表的，還未開始就已經結束的。但是，《英雄》連反抗的合理性也做出了明確的否定，或許亦是張藝謀思想的發展必然。這樣的精神境界，使得張藝謀的刺秦只有武，沒有俠，稱之為武俠片，是對真正的中國傳統俠精神的輕辱。
張藝謀曾表示，作為中國導演，拍攝武俠片是早有的夢想。這並不奇怪，但武的設計，只要有專業人士便不難解決；俠的概念，卻不能不加以解析。俠作為一種文化意義上的形象出現，起自司馬遷的《遊俠列傳》和《刺客列傳》。他們的最大特徵，莫過於以民間身份和個人能力，表達對舉凡官府、豪門、巨富等強勢力量的反抗。「俠以武犯禁」，執政者對於這種不馴從的反抗者，除了以武力鎮壓之外，另一個可能就是用「義」的說辭來進行招安，使其成為幫手或工具。因此，在一些武俠題材文藝作品裡，俠站在了他本應顛覆抗擊的一方，並為之維護效力，最典型的莫過於小說《三俠五義》。這種官方立場對武俠文化的干涉和改造，當代並不少見。（我們不難發現，只有在政治背景特殊的香港，才能較多地看到具備「俠」的原初反抗力量的故事。）比如已故武俠片大師胡金銓，他的《大醉俠》等作品直接以官差為俠，剿匪平叛，除惡濟善。在《龍門客棧》等影片中，他也強調忠臣雖然一時落難，最終必勝奸臣，這顯然是當時台灣的主流政治話語的變相體現。而在張藝謀這裡，刺秦成了不可避免的失敗，同樣和當代中國大陸語境暗中符合：為了一個「正確的」堂皇的宏大理念，個人小我應該與威權媾和，甚至做出讓步與犧牲。
《英雄》中的宏大理念，就是張藝謀讓梁朝偉在臨死前寫下的「天下」兩字。這兩個字，令李連杰主動放棄了刺殺計劃，而刺秦故事原有的核心也遭到完全地摘除和偷換。千古之下，刺秦最感染人的悲壯感，在於「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張藝謀則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知其不可為而不為」。《英雄》的刺秦里有這樣的場景：代表趙國的復仇刺客要殺秦王時，秦王講出了「等寡人用大秦的鐵騎打下一個大大的疆土，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只有寡人能讓江山永固，天下太平」的胡言亂語，而刺客們竟對此逐漸信服，背棄了自己的理想。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清楚，秦之前的春秋戰國是中國文化史上空前絕後的燦爛年代，而秦平滅六國，讓更多的老百姓失去了好日子，這才驟然敗亡。張藝謀的常識水準不至於差到這般地步，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他的歷史觀有重大的偏差。作為早年思想定型於一個特殊年代的張藝謀們，對宏大概念有著根深蒂固的喜好認同。在《英雄》里，這個宏大概念就是秦王的終極追求：「天下」。按照張藝謀的說法，秦的統一以後，就「沒有了六國和秦，沒有了六國和秦的仇恨」，這種話語和過去年代裡的某種口號何其相似。面對秦發起兼併戰爭的血腥，他還讓秦王反問：「這一切難道都是寡人的錯嗎？」那麼，到底是誰的錯？以張藝謀的理論，或可說所有的仇殺征戰都是「歷史」的錯。加繆早就發現了這種說法的弔詭------「個人無罪而歷史有罪」，所以個人可以不計較手段、不負擔責任、不需要反省，而這也正是在張藝謀前後的文革一代人中普遍存在的思想癥結：他們將自己完全打扮為受害者，將應有的愧疚懺悔統統推給了一個宏大而虛無的替罪羊------「歷史」。（注①）
張藝謀的宏大癖好不僅體現於其歷史觀，也支配了其美學觀。《英雄》、以及此後的《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都為製造華美、瑰麗、浩大的影響而傾注了大量的心力人力物力和財力。他的色彩和景像運用，決不只是偏愛鄉土式的大紅大綠與喧囂熱鬧，而是一以貫之地為他的「宏大即美」觀念服務，具有強烈的暴力灌輸性，令人想起里芬斯塔爾展現納粹美學的影片。說來也不稀奇，張藝謀的美學觀形成所處的時代，本來就和納粹時期存在多重相似。
《英雄》這部影片，對張藝謀來說的一個特殊意義，應是前所未有地剖白了他的精神世界中屬於那個非理性時期的厚重積澱。放大地說，一個個新版的刺秦故事，也揭示了其他創作者類似的境況。而這種畸形現像在今天依舊大行其道並把持主流話語的最根本原因，或許是那個時期從來都沒有受到過應有的深入清算與反思。從這個角度來講，或可嚴厲地說：三十年了，一切還沒有結束。


注①在此或有必要提及一部香港「娛樂」電影，即成龍巔峰期的《A計劃續集》。當革命黨人勸說香港警察馬如龍加入他們反對清廷的陣營時，馬如龍的答覆是回絕，因為「我不敢保證讓成千上萬的人拋頭顱灑熱血，最後換來的是什麼」。這種境界與張藝謀的「天下觀」相比，何止雲泥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