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伊朗長大》：落寞如斯

文/幽窗冷雨

　　《我在伊朗長大》夾雜著獨特的失落與傷感，它反映出被西化以及世俗化的伊朗知識分子對現實社會微妙的失望和孤獨感。導演文森特·帕蘭德和瑪嘉·莎塔琵用黑白動漫勾勒出一個令人浮想聯翩的世界，他們既保持了人物描述的單純和簡潔，又讓影像在沉重憂鬱中透出難得的幽默和溫情，戰爭、死亡、政治迫害、離別傷痛等等，被一種舒緩綿長的曼妙深情消解，重構的歷史和想入非非的個人生活終究化作揮之不去的永久鄉愁。影片畫面富滿伊斯蘭特質，導演利用花卉、蔟葉、人體輪廓或者獨特的幾何圖形，構建起一種直線、角線或曲線交錯的、有別於主流動漫風格的畫風。音樂上主要採用類似伊斯蘭樂曲的單音音樂，以單線進行的旋律為主，輔以必要的修飾，獨特的絃樂器演奏，配合鋼琴、橫笛緩緩展開，透過其間，一個去國懷鄉者滿懷深情的哀愁和詠嘆躍然紙上。
　　影片取材自導演之一，瑪嘉·莎塔琵同名自傳性漫畫。作為一個漂泊異鄉的伊朗知識分子，同時作為一個目睹自1979年以來伊朗政治文化變遷的女性，她對伊朗這個國度表現出奇特的愛恨交加。一方面，這片國土留下她童年的回憶、家庭的溫馨和文化認同，是她永恆的歸宿和根源；另一方面，這個國度又讓她備受傷害，戰亂紛呈、親人死去、自由受限，直至最後不得不遠走他鄉，忍受其他文化人們的惡意揣度和猜忌。革命、戰爭看起來都毫無意義，伊斯蘭文明在現代化與全球化的過程中岌岌可危。隨著工業革命而崛起的基督文明和西方文化橫掃全球，影片中隨處可見的西方流行文化即是例證，歐美品牌入侵、流行音樂特別是朋克音樂風生水起，ABBA和Iron Maiden都是年輕人所耳熟能詳的樂隊。面對這一切，當局如遇洪水猛獸，在他們看來，這些是導致伊斯蘭文明衰落和分裂的物象，西方文化就是片中那幻化為骷髏的自由女神像，它們如當年十字軍東征般惡毒。非伊斯蘭價值觀念、文化、生活方式帶來的巨大衝擊，讓傳統社會結構和家庭、部族關係都產生動搖。社會政治、經濟結構變化速度遠遠超過人們思想意識發展水平和心理承受能力。就如同片中人們看到電視裡日本歌妓時滿懷不解，看到電影中肆虐殺戮的哥斯拉時憤怒非常，這一切都非其他文明的人們所能夠理解的。
　　與佛教和基督教文明不同，穆斯林生而為穆斯林，他們沒有選擇權力，去不去寺廟做禮拜，只是區分穆斯林好壞的標準，而非區分是否為穆斯林的標準。伊斯蘭文明一貫崇尚政教合一，宗教影響到他們的一切，包括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人際關係。20世紀初伊朗推動立憲運動，後來又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發展，左翼運動蓬勃發展。影片中共產主義者阿魯什即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從參與策動亞塞拜然的西爾哈棉省獨立，到後來漂泊俄國學習馬克思主義，之後被巴列維專制政權監禁，最後被伊朗革命政府絞死，他每時每刻都顯得如此不合時宜。阿魯什實際上象徵著伊朗知識分子的尷尬境遇和困惑，追求西方式民主自由看來並不能使伊朗擺脫困境。巴列維政權推行全盤西化的「白色革命」並未讓伊朗變得真正富強起來，相反，工業化造成大部份人流離失所，這成了該政權覆滅的禍根。穆斯林陷入迷惘之中，他們把這一切都歸咎於宗教意識的淡漠和忘卻，歸咎於世俗化和現代化。帶著此種不滿情緒，他們希望從早期的宗教教義中找到解決現實問題的答案，把解脫現世的苦難和民族振興的理想寄託於伊斯蘭教的復興。於是，伊朗發生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霍梅尼政府上台，重新建立起一個政教合一國度，但這顯然也非人們所期盼的結果，滿懷希望的知識分子再次受到打擊，阿魯什以為一個公正自由的社會即將來臨，結果卻再度被捕入獄，並且被判了絞刑。那兩隻送給瑪讚的天鵝，成了阿魯什一輩子難以實現的自由迷夢。
　　革命伴隨著解放的夢想，而人們迎來的卻是原教旨主義者嚴酷的教義陳規，婦女重新披上頭蓋、禁酒令頒發、西方用品被禁，人們生活恍若回到遠古，片中瑪贊在街頭偷偷購買朋克錄音帶被抓的場面令人難忘，兩個披著黑色長袍、幪著頭蓋、形同幽魂的婦女與瑪贊糾纏不清的細節，是影片最辛辣可笑的一幕諷刺。「一個品行優良的女人，是一個在男人直視自己的時候懂得迴避目光的女人，抬頭是一種罪惡，要受到火刑的處罰。」新政府如此告誡婦女們，然而現實無法壓抑內心的躁動，在男女見面時那一幕幕違反教規的回眸一笑，成了對法令最好的抗議。這種法令看似恢復伊斯蘭原有教義，實際上卻是男權社會對女性一次變相奴役，正如同瑪讚的質問：「我們的宗教是為了掩蓋我們的生理特徵呢？還是只是為了與時尚作對？……看看那邊的男性，他們可以穿任何衣服，留任何髮型，而且他們穿著緊身褲，我們都能看見他們的下體，為什麼作為女人的我們，就做什麼都不可以了呢？是不是作為男人就有不遵循宗教的特權呢？」這才是癥結所在，大眾復興伊斯蘭文化的夢想，成了政客們牟取私利的工具。他們說新政府成立後沒有政治犯，而瑪贊不解，「我的叔叔在沙赫統治下被關進監獄，但是這個新政權絞死了他，您跟我說現在沒有政治犯了，您怎麼解釋在沙赫統治下的3000政治犯，變成現在的30萬呢？您怎麼能這麼用謊言來欺騙我們呢？」
　　由此看來，不管政治氣候如何變遷，知識分子追求自由的夢想註定幻滅，在這個生活與宗教密不可分的世界裡，他們的所作所為都註定徒勞。專制之下，腐敗滋生曼長，所有政治罪名，都無非斂財藉口和生存需求。瑪贊說：「在沙赫（伊朗國王）逃離國家後的幾個月，這個國家彷彿來了一個大轉變，所有人都變成革命者，所有人都成了對抗沙赫的革命者，我們鄰居（瑪贊）家臉上那塊因意外造成的傷疤，突然就變成因戰爭而造成的傷痕。在我們校長的帶頭下，我們把課本里所有關於沙赫的內容都撕掉了，整個國家的政治彷彿來了一個大轉彎，昨天還是國家公敵的人，突然成了民族英雄了。」一切如同遊戲，普通大眾不過是被任意擺弄的棋子罷了，瑪讚的父親評價兩伊戰爭時嘆道：「西方國家把武器賣給戰爭雙方，我們都被捲入了這個愚蠢的遊戲中，八年毫無意義的戰爭，整整一百萬人喪生，他們的死亡沒有任何意義。」
　　在伊斯蘭的教義中，信仰是建立在服從和執行上，而非質疑。如同影片中瑪贊幻想中的真主所說：「你要相信我是絕對公正的，判斷不是你應該做的事，你可以做的只有原諒。」但這些在西方文化影響之下的人們還是開始躁動不安起來，在嚴格的政治監控之下偷偷地舉行舞會、飲酒、穿時尚服飾，這些在西方人眼中習以為常的生活，在此卻可以造成致命結果，那個逃避警察追捕的男人縱身一跳，跌落於高樓之下，命殞當場，這就是現實。瑪贊在阿魯什死後終於產生了對真主不該有的質疑，而這一刻，她註定要終生被放逐。
　　十四歲時，瑪贊被父母送往奧地利上學，在那裡，她經歷了另一種絕望。當真正進入西方文化中時，才發現自己只不過是個局外人，融人群體如此艱難，西方人迥異的審美觀和價值取向讓瑪贊難以適應，電視裡播放的謀殺案是如此陌生，紙醉金迷的生活是如此空虛。好不容易迎來的第一份愛情，卻發現那只是個懦弱的同性戀者，文化隔膜導致的猜疑和誤解，成了她永遠的無法擺脫的夢魘。不斷流浪，不斷遷徙，萬家燈火的聖誕節里，獨自對著電話彼端的父母淺淺哭泣。多少年來，自以為對西方文化瞭如指掌，真正面對時才發現一無所知。按照瑪贊奧地利同學的說法，「不管怎麼說，一切都是徒勞，生活本身就毫無意義，當人們開始注意這種空虛的時候，他們就無法生存了。」這就是西方人的醉生夢死的價值觀，這樣的社會難道就是伊朗知識分子一直所夢寐以求的完美社會？此刻政治理想徹底破滅，轉而緬懷起家庭的愛與溫馨。或許，只有家才是一個人心靈永遠的歸宿，親人才是一個人靈魂永遠的港灣，困難時相濡以沫，失落時不離不棄。瑪讚的奶奶是一個關於人性與責任的意象，在那個隨波逐流、盲目跟風的世界裡，她像徵著知識分子最後的良知，即是「人在任何時候都應該表里如一」，艱難也好，困境也罷，有了這種信念，人才有生存的理由。第一次出國時，瑪贊甚至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伊朗人。再度漂泊時，她坦然面對。
　　的士司機：「您是從哪裡來的？」
　　瑪讚：「伊朗。」
　　一切嘎然而止，那一刻，只有憂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