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長大

《我在伊朗長大》（Persepolis）的導演之一瑪嘉·莎塔琵在伊朗長大，這個故事差不多就是她的自傳。此時的瑪嘉已經三十九歲，在法國安居樂業，創作的漫畫不僅暢銷還獲過不少漫畫獎項，本片改編自她的漫畫，去年榮獲坎城電影節評委會大獎，馬上迎接她的是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角逐。

對於同樣成長於穆斯林家庭的我來說，影片中的親切之處卻不在於宗教氛圍，第一次看無字幕的法語版本時看著那個活靈活現的幼年瑪嘉在黑市買「鐵娘子」的磁帶就想笑，想起高中時在西單買打口帶，同樣是「非法」的買賣，其中蘊涵的普世的青春期叛逆把戲，玩味出西方音樂中流行的叛逆樂趣，透著少女的可愛，等到有字幕下時再看一遍又是另一種滋味。這個世界的人們、國家、女人共通之處太多了，很多經歷都是共通的，革命在記憶中就是幼年時的狂歡，大人們的各種表情、言行在孩子的眼睛裡有些很可笑，有些無法理解，無法感同身受，又潛移默化在成長之中。同影片裡的小瑪嘉一樣，一個國家的變化會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國的改革、經濟發展，都在我個人的記憶之中，生活的細微之處，印刻出萬千圖像，其中深入心靈的無所依存沒有歸屬的感覺又是那麼相像，同樣在共產主義思想教育中長大，幼年時正是本土文化青春蓬勃，外來文化如潮湧來，緊接著是隨著社會變遷潮來潮去的文化現象。曾經是小女孩的時候父母好似潮流青年帶來各種新玩意，聚會周周有，幼稚園聽著大人們搬來的錄音機播放著台灣歌曲，看著各種充滿新思想和舊傳統的動畫，穿著香港電影裡青年們身上的喇叭褲，到小學時鄰里「不良青年」唱起了崔健，大孩子炫耀傑克遜膚色還健康時出的磁帶，書店裡總有讓人新奇的書籍，人們幻想著一個美好自由每天都在更新的外面的世界——西方……回首已成往昔，今天的我和那個坐在飛機場裡的伊朗女人一樣，停留在那個心裡有個機場的時代，也黯然於那個機場的虛幻，護照和簽證的實際。共產主義依然是童年時天真而幼稚的幻想，資本主義在經過了青春期後還是那個充斥了物質和自以為是的無聊資本主義，外面的世界如同青春幼稚空有身體慾望的男孩，讓簡單的少女迅速成為一個懂得妥協而內裡堅定獨立的女人，又在妥協之後在婚姻中的遭遇里明白童年時夢想的可貴。不同的是，我沒有經歷過伊朗女孩在機場的來來回回，我始終在開篇的那個機場裡，象前蘇某個喜劇電影裡困於機場的倒霉蛋，現實和內心中的機場重疊於接人的時刻，空有等待，沒有瑪嘉的機票，沒有瑪嘉的護照，我的住處隨著城市經濟的迅速膨脹遷移到遠郊，每天都能從窗口看到飛機從天空飛過，沒有瑪嘉兜轉於天空往返於機場的軌跡，沒有瑪嘉對漸近理想中共產主義世界的找尋，眼瞧著此時的週遭正在興起的極端民族主義，嚮往下潛於低處的低處內心中的內心，失落憤怒小心地訴諸於鍵盤連接的網路，沉溺於網路中下載的聲光影像傳遞來外面世界的幻象，碰撞於顯示器外充斥了整個房間的現實，幻象逐漸也失去了魅力。離了婚的瑪嘉在法國暫時落腳，我還未婚卻已經像個老婦對婚戀看得很淡，理想虛無連飄渺都談不上，心態隨著飛速發展的經濟迅速成熟，內心卻愈發空虛。曾經頭腦里也經常在閑暇時跳出漫畫式的想像，一些與生活有關無關的聯想，簡單離譜的構思，逐漸化成乘坐公車時對車窗外實際存在的景觀的思索，這些想法都快速滑過視野，直到每天疲倦得坐上車就閉著眼睛睡上一覺等著終點時聽到售票員高聲報站時再睜開眼睛。

電影做為藝術中的一種與我的生活越來越緊密聯繫起來，也越來越數學化了，鏡頭要分解開來看，空格鍵隨時暫停暴風影音裡的聲像，對白在字幕裡，資料在百度里，WORD工具控制每篇稿件的字數，越來越不藝術，又要藝術。一切都是設計出來的，這一篇也要設計，要設計得似瑪嘉在影片中的構思，但不可能，我沒有那個底蘊，沒有那份成熟而純真活潑的心態。

同是穆斯林家庭，我的父母更知道共產主義，和瑪嘉父母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伊朗大逆不道得信仰共產主義不同。我對伊斯蘭教的理解來源於資料，而不是父母，幼年生活中我對於宗教了解的只有禁忌，沒有其他。搜索這個片子的背景資料時我才了解到波斯的細密畫，瑪嘉意識流的表述透著細密畫行雲流水的細膩，通透出作者個人，畫風中又很機智地運用了表現主義，這個我到是一眼看出來了，對蒙克的《嚎叫》我更熟悉，瑪嘉的命運即將與維也納牽連時路燈扭曲成嚎叫，直到空襲如哥斯拉降臨，小瑪嘉小小年紀就表現主義起來，現實如同表現主義般誇張，戰爭中集體倒下的士兵刃槍斜挺看上去象阿拉伯美術字中的一種。瑪嘉用女人的機巧將政治歷史滲透進一個女人成長的故事中，保持著天真小女孩的氣質，純真視角，漫畫風格中暗含了傳統藝術和現代藝術，畫面中個人親歷的生活用多角度多視角表現，轉述的部份全是平面化的側面表現，混雜著浪漫想像的部份如同繪畫，節奏明快如同阿拉伯美術中圖案的線條節奏，黑白表現出伊朗女性的色彩，一個伊朗女性的叛逆在自嘲中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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