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e Love, Not War

1973年時，柯林頓從耶魯法學院畢業後回到阿肯色州在阿肯色大學法學院任教。

1973年，開創美國文藝片先河的《The way we were》上映。

雖然我和老媽是柯林頓的擁躉者，但是並沒有讀過《我的生活》，也無法知曉他是否在書中提到了1973年他看了一部這樣的電影。

不過柯林頓對電影的痴迷有目共睹，也不惜以傳出緋聞的代價多次邀請芭芭拉·史翠珊夜宿白宮。

於是今天的我猜想，1973年尚不成氣候的柯林頓是否某日看到這部《The way we were》，從芭芭拉·史翠珊演的凱蒂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凱蒂，為了一個男人，從彪悍的演講台上走下來扮作小鳥依人狀、為悅己者容，但是最終看不過麥卡錫主義張狂，拋棄好萊塢陽光生活，與男友分手，走上街頭，跳上講台，散發傳單。

始終以鬥士面目出現的凱蒂，從學生時代的反對佛朗哥政權、支持蘇聯；支持羅斯福，到後來抗爭使得人人噤聲的麥卡錫主義，再到最後反對投放原子彈。

可是問題是，這些抗爭是必然的嗎？

當數十年的憤怒、爭鬥到最後換取平和，凱蒂需要還要抗爭什麼？於是她看不慣羅斯福逝世後的大家的玩笑，聽不得麥卡錫時代妥協，她始終是一個笨拙的鬥士，不知道放鬆。

但是在面對一個強大政權，人人受辱、個個受欺的時代，是奮起抗爭還是縮頭自保？

一個牧師說：「當他們來抓猶太人時，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當他們來抓共產黨人時，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人；當他們來抓貿易工會主義者時，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貿易工會主義者；當他們來抓我時，已無人留下替我說話了...」。

這是縮頭烏龜的下場。

可是再看看亦舒的《傷城》，對六四時期的欲言又止。個人要做英雄導致一個親人的痛苦和擔憂，那又是奮起抗爭所付出的代價。

當鬥爭結束，夜夜笙歌，誰還需要那些個憤怒英雄？

《The way we were》精彩不是被人們津津樂道的那句對白――「Hubbell，you girl is lovely」

而是兩人的爭吵，那是奮起抗爭還是縮頭自保觀念的爭風相鬥。那是Make Love還是War的較量―――

 

我只是為了我的信念站出來，聽辛格對那些人的瘋狂處置，會不會讓你感到氣憤？只因為他們有膽量為基本人權宣言而戰。

我們並沒有基本人權宣言，我們沒有言論自由。

那就站出來對權力而戰！

大家都會害怕，這不是學校，這是成長的政治，是即愚蠢又危險的。

那我應該躲在一旁閉上嘴？

太可惜了，那些人跟他們的家人只會患的傷害，在他們坐牢，經過數年的對抗之後，什麼事都不會改變，他們製作電影，打網球，追求彼此的妻子。最後大家為什麼而坐牢，政治犯嗎？我告訴你，人們比任何政治迫害都來的重要，不是原因，不是原則!

人們就是他們的原則！

 

如果選擇奮起抗爭還是縮頭自保是個無解命題，那麼至少《The way we were》提醒我們任何追求民主自由來的並不那麼一帆風順，在歡迎中國式凱蒂的同時，也要警醒六四時的狂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