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片!又是一部禁了的好片

這是一部禁片,一部禁片,中國的大部份禁片都是好片.鬼子來了是,這部也是,這樣的好片禁了,就留些二三流的片子充斥在影院,忽悠國人

還是說說電影,很真實,很入心的片子,人性在片子裡得到一次次的體現,讓在電腦前的大家看到社會的黑暗,看看社會底層人們的命運,這就是我們的國家正在發生的事,這就是我們社會主義的優越處...
電影中幾位主演很好,在影片中一點也感覺不到這是在電影中,而覺得這是一部記錄片,記錄著我們身邊真實發生的事.
好像本片導演李楊最近又有一部新作《盲山》,期待...
ps:難道傻根是從這部片子被馮小剛看中的???
在網上看到"只有李楊用自己的錢拍電影：拍攝經過 ",覺得不錯,順便和大家分享下::::

現在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已經混亂了，墮落、可恥了，自古推崇的良心、氣節、操守，都到哪裡去了
   拉煤的騾子累得汗濕，全身打著哆嗦。人扛著機器，爬進爬出，累得跟騾子似的，

　　頭頂不停地掉下煤塊——因為在私人小煤窯拍攝，女主角跑了，最後連司機都跑了，其中一個鏡頭剛剛結束兩個小時，煤窯就塌了，兩名礦工被壓死在井下。

　　電影《盲井》前期拍攝結束後的3個月裡，李楊一直吐著黑痰。

　　在關注中國現實的圈子裡，這部電影以它的口碑和震撼力，口耳相傳，即使是做盜版的小販，也沒有忘記在封面寫上——「導演李楊用生命做賭注換回來的電影」。
 
 
 

　　「盲井」是李楊生造出來的一個詞

　　《盲井》是根據劉慶邦的小說《神木》改編的。它更像是《南方週末》或《新聞調查》的一個報導，像一部紀錄片，直接乾脆，命中要害，而且，不煽情，不給答案。導演李楊沒有用任何花招，電影裡沒有時空轉換，沒有音樂，沒有刻意的技法，沒有長鏡頭，甚至連攝影機也一直是平視的。

　　劉慶邦和李楊喝小酒的時候談起劇本。

　　「我是個窮學生，實在沒有多少錢。」

　　李楊剛從德國回來，沒有多少積蓄。

　　劉慶邦說，他是被李楊身上的真誠打動的。「還有多少知識分子在承擔責任？太少了。李楊非常不容易。」

　　為了改編劇本，李楊到寧夏和河南等地的煤礦實地生活，礦主以為他是記者，掏出槍頂著他。

　　礦工們這樣描述礦難，「兩塊石頭中間夾了一塊肉。」他們對於自己的命運，很淡然，生活就是如此，吃飯要錢，孩子上學要錢，沒別的活路。死了，就死了。

　　這種生活震撼了李楊。

　　拍攝時當然要接受各種盤問和質疑：你們是幹什麼的？為啥要拍這個？這些是白道上的問題，還有黑道上的：你拍這個東西，肯定是拿到外面掙大錢，你得先分我一些，要不然你想走？

　　井下的條件非常困難。沒光線怎麼拍？總不能用微弱如燭光的礦燈拍攝，結果只能藉助最簡陋的光源。在小煤窯里拍攝時，一塊面盆大的煤掉下來砸在錄音師的背上，他沒有受傷，因為礦井很矮，他彎著腰，背部緊挨著那煤塊。


《盲井》中飾演黃礦長的，是副導演鮑振江。


　　「找我的時候，李楊就實話實說了，他沒有錢，拍電影的錢幾乎全是借的！你不了解電影圈，沒有人用自己的錢拍電影，只有李楊！那還有什麼好說的，又是這麼好的本子，沒有錢就沒有錢，先拍了再說。」

　　遠在鄭州的鮑振江在電話裡非常激動，儘管已經過去3年了。他還記得大煤塊砸在李楊身上，李楊拍拍身上的煤灰，笑了笑，很鎮定地安慰大家：「我沒事。」

　　李楊以為只要真誠地相信別人，就可以把事情幹好。
 
 
 
「在德國，我覺得人的相處是很簡單的。」但沒有想到，拍攝中途，製片突然攪局，整個劇組工作癱瘓。

　　「可是我對他那麼好，為什麼？」他說起這個，幾乎要哭出來。

　　在劇組被某些人散佈的謠言弄得幾乎癱瘓的情況下，李楊和鮑振江帶著演員連夜秘密轉場，鮑振江說：「像地下黨！」

　　在私人煤礦里，井下長期缺氧，30多小時的拍攝，需要不時用鼓風機把空氣吹進來。沒有人送飯，大家一直餓著肚子拍。即使是壯實的騾子，也累得渾身汗濕，腿不停地打抖。演員王雙寶對這個細節印象非常深。「人爬到井下，已經是一身汗，空氣也不夠，剛開始，大家都害怕，後來，也不管了。想起來，真是後怕。」

　　近兩個月時間裡，李楊沒有刮過鬍子，沒有剪過頭髮，照片上的他像個野人。

　　在中文詞彙里，找不到「盲井」。那是導演李楊為自己首部劇情長片生造的一個詞。《盲井》的英文片名《 Shaft》，除了有礦井的意思，也可解作欺騙、陷阱或光線、棍子，也指男性的陽具。

　　李楊想提出的問題是，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人性是否可以用金錢來衡量？「原先只會唱《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突然要面對花花世界了。」

　　影片結尾，唐朝陽和宋元明(唐、宋的勾當是在井下害死礦工，然後向礦主騙取撫恤金)在礦井下死去，元鳳鳴(唐、宋的新目標)意外得到一筆補償金，他送這「兩個親戚」去火葬，捧著包袱，茫然回頭，不知路在何方。

　　有的人不再和李楊一起往前走，沒有錢，冒著生命危險，幹著有什麼意思呢？

　　有的人還在等待他的召噢，為了能和這樣一個人一起做「有意義」的工作。他們時常通電話，發簡訊，互相鼓勵。

　　「我不能拽著別人和我一起走這條路，但是我要走下去。」李楊說。

李楊已經開始準備自己的下一部電影。和上次一樣，他也要做大量的實地「採訪」。在民工聚集的廣東東莞，李楊穿一件質地很好、看上去高貴的黃褐色皮衣，非常扎眼。

　　這樣一身豪華的「行頭」，沒有讓他的「採訪」砸鍋。

　　在光線昏暗的出租屋裡，李楊抱著黃帆布書包，坐在小板凳上，睜大眼睛，聽著他們的故事，時不時，掏出小本本記著。幾乎無話不談，最後，民工把自己醃的家鄉口味的泡菜撈出來給他吃。
 
 
 

　　但這個討人喜歡的「老李」終於發了脾氣。他陪民工到郵局寄書，郵局的職工眉飛色舞地打電話聊天，就是不理櫃檯前的人。站在後面的李楊怒吼起來：「你能不能先把電話放下？」

　　他們不知道，這個怒吼的人，10年前同時和6個人打架，至今手上還留著傷疤。他說，人不能欺負人。就算是10年後的今天，一輛閒置的警備車在北京的居民小區旁衝著行人高鳴警笛，李楊還是會過去說：「這麼大聲音幹什嗎？」

　　東莞的廠房是密集的，鴿子巢一般的工人宿舍密密麻麻地擁擠在一起，一棟臨街的樓房上，只有最頂層裝著一排空調，那是工頭住的。

　　李楊用手指了指，「這就是『階層』。」

　　在德國生活這麼多年，李楊深諳德國電影。在他看來，德國電影大都離不開歷史、政治、戰爭、創傷這類字眼。不遺忘歷史，自我批判，這讓李楊學會了另一種思考方式——「我在國外這麼多年，看中國人，包括看中國的文學，大家都批判別人非常非常犀利，但是幾乎很少有人在批判自己，從自己的心靈上找問題。」

　　柏林電影節自1951年冷戰時期舉辦第一屆開始，始終以藝術的眼光厚待那些沒有多少資本、在電影這個工業體系中生存的底層力量，期待為整個時代輸送新鮮血液，啟發新的生存觀念。但在最近的15年里，「最高藝術貢獻獎」一直空缺，直到2003年，《盲井》獲得該獎項。

　　我曾經問李楊：「你認為什麼樣的人是知識分子？」

　　李楊說：「我從來不認為讀書多就是知識分子。我比較贊同古代的知識分子——『士』，就算你是小學畢業，只要你對這個社會有獨立的判斷和思考，你就是一個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也沒有大小之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現在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已經混亂了，墮落、可恥了，自古推崇的良心、氣節、操守，都到哪裡去了？」

　　今年2月，我去他的住處拿照片，他突然面容灰暗疲憊，鬍子拉茬，眼神恍惚。

　　「我在寫劇本，過幾天還要去四川採訪。」他指著桌子上的紙筆，字跡很重，凹陷到紙的背面去。

　　這是春節後北京天氣最糟糕的一天，初春的風，猛烈刺骨，風沙滿天。這個46歲的男人帶著夢遊般的神情，站在北京狂風怒吼風沙撲面的街頭，夜很黑，周圍沒有人，他一個人站在那裡，頭髮被掀得亂七八糟，嘴邊卻還帶著一點沉浸入神的微笑——風吹得人簡直睜不開眼，吹得人剛張開嘴，牙齒就落上了沙土。我看見他掖緊大衣，頂著風，慢慢地，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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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版盲井真的出現了→http://ent.sina.com.cn/m/c/2016-12-13/doc-ifxypipu7878504.shtml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