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孩子的筆體寫下：相信未來

如果不是因為力之的提醒，我差不多忘記了9月10號是個節日。去年的9月10號我也忘了，直到在商場裡看見許多穿中學生制服的女孩在櫃檯前挑選香水，並囑咐店員包裝好，說要送給老師。我不知道那些收到禮物的老師會是什麼樣的心情，是不是像我的一個當教師的朋友那樣，每年都為收到不合適的禮物而頭痛不已。那麼，是否存在一種「最合適」的禮物，能讓所有教師都感受到，這一年一度的謝恩對他們是多麼大的安慰？
Ms.G也許從來沒有把學生的日記當作禮物，可當她第一次忐忑地打開櫥櫃的門，看見裡面滿滿的堆著學生們的日記本時，一定像收到禮物似的喜出望外。這特別的饋贈，不是飄著馨香的祝福和讚美之詞，而是寫滿了屈辱、仇恨、絕望的記憶。孩子們用打破沉默的方式，報答Ms.G給予他們的信任。一個孩子在日記中寫到：「我失去了許多在未經宣告的戰爭中就死去的朋友，對那些戰士和我來說，這都是值得的。」這樣的話不知在他心裡徘徊了多久，而在形成文字的那一刻，他才得以自由。曾經的遭遇不再能夠困住他，他在講述自己的同時，也重新認識了自己和過去。
同樣是這個孩子，在面對著二戰時期救過猶太人的Miep Gies女士時，他說：「我從來沒見過英雄人物，但你是我的英雄。」到底什麼在發生變化？這些從小混幫派的孩子們，一度是種族暴力的堅決擁護者。Ms.G第一次在課堂上提到大屠殺的歷史時，他們竟為排除異己的手段叫好。可是，當他們在博物館裡親眼看見令人髮指的大屠殺怎樣發生，又有多少無辜的孩子因此被剝奪生命，學生們終於明白，為什麼Ms.G說，一切罪惡正是從一張帶有種族歧視的漫畫開始。這些年輕人需要選擇，是給這世界留下不斷挑釁不斷衝突的接力棒，還是通過自由寫作結束暴力。
Ms.G無疑是個理想主義者，而理想主義的實踐從來就不是一帆風順的。校方不同意她給學生們讀新書好書，怕浪費了教學資源。她便兼職籌錢，給學生們買書，帶他們去旅行，邀請大屠殺倖存者來和孩子們交流。這似乎大大超越了一個中學教師的職責範圍，連她最信賴的父親和丈夫都無法理解這些舉動。在一板一眼的教育體制下，她的「異常」也為其他教師所不容。但在孩子們眼裡，Ms.G「一旦下定決心做某件事，什麼都阻擋不了她」。這個過程不是沒有傷痛，堅持理想的艱難就在於，是否始終相信所有的付出都有意義且有效果。如果改變不了孩子們的生活怎麼辦？如果沒有權威的支持怎麼辦？Ms.G做到了，她的故事被搬上螢幕。而我所知道的一些從事教育工作的理想主義者卻沒有那麼幸運。比如我的一位中學語文老師，推薦我們讀《南方週末》，鼓勵我們在周記里寫詩，還曾為了悼念辭世的艾青在課堂上朗誦他的詩作至熱淚盈眶。可在我畢業後一年，他便離開了我的母校，不再以教書為業。
我不知道這位老師是否曾像Ms.G一樣，試圖激發我們這些懵懂少年去表達心靈中初露端倪的自由意識，但我知道，在離開他的課堂7年之後，終於有一些當年他播下的種子開成了美好的花。沒有經歷過電影裡那些孩子們驚心動魄的青春，我卻深知苦難是相通的，因為人類的歷史只有共同的一段，是黑暗與光明交替，而最終需要人們自我解放與救贖的過程。因此，無論在90年代的洛杉磯或是南京，一位中學教師都可以站在講台上，以自由的名義說：「你們不只是坐在教室裡的孩子，你們是擁有自己聲音和故事的作家。」
謹以此文，獻給我26年生命中每一位老師，祝教師節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