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禪宗與武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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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中後期,探索日本經濟奇蹟的深層背景與成因的學術活動逐漸盛行,並由此帶動了世界各國(尤其是歐美諸國)的現代日本研究活動。甚至出現了「日本學」、「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之類的術語或機構。而我國的日本研究無論從那方面看都顯得落後和薄弱,20世紀80年代以來情況才大有好轉。我認為,對日本的任何研究,都離不開日本文化這條主線。而日本文化的生成和發展又與中國文化(以儒、佛、道為代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日本的「茶道、武士道」,特別是「茶道」既可以說是日本文化的典型,也可以說是東方文化中的奇葩。因為日本曾經侵略我國,所以我們也熟悉「武士道」一詞,並對此十分反感。「茶道」與「武士道」可謂孿生兄弟,同在禪宗文化的襁褓中生長,但性格迥異。一文一武,一靜一動。雖都在文明中誕生,而「武士道」卻最終走上了反文明之路,這是什麼原因呢?「茶道」和「武士道」的產生及發展又與禪宗有怎樣的聯繫呢?屬於佛教的禪宗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又怎樣呢?在此,本文以「茶道和武士道」與禪宗的關係為重點,談談禪宗對日本文化的影響。

   1 禪宗的日本化及其特點

    所謂「禪」,是梵文「Dhyana」(禪那)的音譯略稱,「禪那」意譯為「思維修或靜慮」,「是思維真理,靜息念慮之法」。[1]通過「安住一心」,靜心思考,使身心得到平和或體悟特定的義理。「禪」原本是印度宗教哲學中一種特定的宗教實踐,後來被納入佛教體系,並成為其重要的修行方法。「印度佛教只有禪而沒有禪宗」。[2]「禪」在悟道成佛的佛教理性實踐中,雖然起著支撐佛教理性實體的重要作用,但它畢竟只是通向真如佛性的一種修行方式,而非佛理的全部內涵和要旨。所以,它在以注重個性成佛的小乘佛教中僅僅是戒、定、慧「三學」之一的「定學」;而在大乘佛教中,只佔「六波羅蜜」(或「六渡」)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那、智慧中的一席之地。真正給「禪」賦予一個全新的宗教意義,並使之自成宗派的,乃印度佛教進入中華大地並廣為傳佈所致。因此,可以說禪宗就是中國化的佛教,「是印度的佛教思想與中國哲學思想相結合的產物」。[3]佛教中國化的過程是中國曆史上最大規模認同和接納外來文化的革新運動,兩種不同文化之間的異化和同化,必然會導致佛教中國化而生成另一種形態——即中國化的佛教宗派的誕生,這就是盛唐時代定型又在國內外產生巨大影響的禪宗。

    自奈良時代(約A.D.710-A.D.784)以後,中國的禪宗便不斷傳入日本,但在日本舊佛教統治的歷史時期,禪宗始終未能在日本形成獨立的宗派。但是,到鎌倉時代(約A.D.1192-A.D.1333),國家佛教和貴族佛教喪失了統治地位,否定煩瑣教學、注重內心信仰的傾向出現了,於是,重新喚起了人們對禪的強烈興趣。與此同時,榮西傳中國臨濟禪,道元傳中國曹洞禪,並形成日本禪宗兩大流派。

    榮西(A.D.1141—A.D.1215)禪的思想,集中體現在其《興禪護國論》一書中。其基本哲學思想和中國禪宗一樣,是推崇「心」的作用。其所言之「心」,非一般人的「心」或一般人所言之「心」,乃是所謂「最上乘」等等之「心」,即是「佛心,禪心」,是禪宗獨傳之「心」。他在《興禪護國論》中認為禪宗是「諸教極理,佛法總府」,是釋尊傳授的真理。但這種真理「離文字相,離心緣相」。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並且他將「禪」分為「約教分」、「約禪分」、「約總相」三種。另外,他認為禪應超乎動靜,應當「動靜一如、動靜雙忘」。並且,他還強調「持戒」和「護國」兩方面,明確了日本禪宗的特色。強調「持戒」,大概是為了迎合新武士階層的自我修養,與武士的修養結合,取得武士政權鎌倉幕府的支持。另外,榮西的「禪」是與密教結合的教禪兼修之禪。

    印度禪講無我無心,主張正身端坐、結跏趺坐,以形式上的坐禪為主,行數息觀,靜心息念,為防止惡苦練身心。而中國禪則以「無我無心」的境界為中心,崇尚日常生活行持,主張佛法真理就在「著衣吃飯處」,起居動作皆做到無心不動念。但中國禪較側重理論,而日本臨濟禪則吸收中國禪的特色,不拘泥於坐禪形式,又不注重理論而看重實修。因此,可以說中國禪是主智的,日本禪則是主實的。主實包括把禪的精神實際應用到繪畫、建築、茶道、武士道、文學等諸領域,也含持戒和護國等特色。

    道元(A.D.1200—A.D.1253)將曹洞宗傳到日本,其著作有《普勸坐禪儀》和《正法眼藏》等,主張「只管打坐」的新禪風。強調出家修行,認為在俗坐禪不徹底,主張不管饑寒凍餒甚至處於死的危地,也要堅持只管坐禪的「修證一如」之道。他認為臨濟禪所依據的《楞嚴經》是祈禱性的,因而加以排斥,並厭惡臨濟禪與世俗妥協、與權勢攜手的態度。他開創了日本的曹洞宗。

    自榮西傳臨濟禪、道元傳曹洞禪之後,中國禪宗各派不斷傳入日本,禪的宗旨在日本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尤其是禪宗否定「末法」的主張,更迎合了當權者和武士們的歡心,遂在日本紮根發展。禪宗是鎌倉時代日本佛教的主流,得到幕府武士的格外青睞,乃武士的精神支柱。留宋高僧榮西為日本禪宗之開創者,同時也正是他把中國的茶種帶入日本,並對日本茶道之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禪宗在日本廣為傳佈,獲得了新的發展,把參透「無」字放在最突出之地位,從而形成了日本禪的特色。


日本禪宗與武士道

   「武士道」一語,是日本戰國時代(約A.D.1477—A.D.1568)才出現的,指日本武士的行為規範、道德修養和精神情操。它是儒、道(神道)、釋(主要是禪宗)三位一體的復合型意識形態,比較突出地體現了日本文化的明顯特徵。「與神道一樣,形成了日本國民的一種深層文化心理」。[9]

    武士道在平安時代(約A.D.794—A.D.1192)隨著武士團的形成漸漸產生,到武家執掌政權的鎌倉時代,才興盛並發展起來。而這一時代,恰恰也是日本禪宗的興盛期。這一時期,禪宗與武士之間進行了雙向選擇,這必然導致兩者之間的相互影響。在鎌倉時代,禪宗有「武家禪」之稱,禪宗與武士道的關係,便是這種雙向選擇的歷史產物。故而有人稱「日本禪宗是武士的宗教」。[10]但是,武士道作為一種文化的積澱,其產生和發展經歷了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一般認為,平安中期以後,武士的道德規範已經萌生,當時要求武士不僅要有好的武藝,而且要求不計生死的精神和勇氣,還應有謙讓之美德。這就是武士道的最初內容。

    在江戶時代(約A.D.1603-A.D.1868),武士道又吸收了儒家倫理道德思想而進一步理論化,當時提倡新武士道理論的代表人物是鼓吹日本主義思想的山鹿素行(A.D.1622-A.D.1685),他的思想在日本起過尊王攘夷、尊王倒幕的歷史作用,但也為軍國主義的形成和發展種下了禍根。明治維新之後,武士道進一步發展成為軍人的信條,同時也成為對外侵略擴張的精神武器。

    因此,就武士道所含內容而言,它是儒、道(神道)、釋(主要是禪宗)三位一體的復合型意識形態,比較突出地體現了日本文化的鮮明特徵。

    自鎌倉時代起,武士成為日本社會的統治階層,武士道的內容也大為豐富和完善起來,特別是武士道和禪的結合,使其精神更深層化了。禪宗應該說是以慈悲為懷,與好戰活動本無關係。但在日本,禪卻激勵了武士的戰鬥精神。這是因為禪宗的哲學觀念和修養方法等方面有助於武士的精神陶冶和武藝鍛鍊。

    「武士好禪」作為一種風尚,起始於鎌倉幕府初期。當時武士興禪的主要原因在於一是日本古代社會「政治佛教」的影響和「政教合一」的傳統,二是新興的武士政權迫切需要為武士提供精神支柱。在後來的歷史演變過程中,武士道要求武士「崇神敬佛」,藉助於宗教的力量為武士提供精神支柱,便是歷代武士政權「禪武合一」、「政教合一」的經驗總結。

    武士道崇尚勇武,鼓勵戰士視死如歸,為君主效命疆場,這一點受禪宗影響極深。禪宗的本體論是它的「空無觀」,它要求人頓悟真如,首先要摒棄一切固有的觀念,認識到這世界「本來無一物」、「生死皆妄念」。在禪宗看來,生死觀乃是參禪悟道的第一要旨,「生不可喜,死不可悲」,重要的是追求,是「心」。禪宗認為「生為夢幻,死為常住」。這種「死生如一」的思想自然會迎合武士「勇武」、「無畏而死」的心理,視生死如草芥的化境,給武士們以難以估量的巨大影響。

    禪宗對武士道的影響還表現在武士「家訓」及武士的「禮法」之中。禪宗為了嚴正宗風使禪僧們能排除干擾,一心悟禪,制定了種種清規。一些上層武士也紛紛效仿,訂立「家訓」和「禮法」,並逐步演變為「武士之習」,即武士道的規制戒訓。最早的武士家訓是鎌倉時代北條重時訂立的《六波羅殿御家訓》,「六波羅」本是禪宗用語,指體悟真如的6種形式。此家訓共43條,把禪宗清規中的許多條戒加以世俗化、武士化。另外,首立「武家禮法」的鎌倉武士小笠原貞宗,深諳禪苑清規,並對此極為推崇,便據清規之內容,制定了日本歷史上第一部武家禮法。日本武士道的許多內容,與其禮法頗有關聯,可視為禪宗對其影響的實證。

    禪宗主張清心寡慾,提倡「本心清淨」,武士道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大量吸取借鑑禪宗的主張,提倡克己忍受,不事浮華,排除雜念,摒棄慾望,將此確立為武士的修養及行為規範,成為武士人生哲學的重要內容。

    禪宗在道德上教人一旦選定進路,則必義無反顧;在哲學上主張生死無別,重視直覺體悟。這些都可成為武家精神之支持力量。而且禪之修行特點是單純、直截、自恃、克己的。這些戒律式的傾向,與武士戰鬥精神頗為相合。禪宗除了為達到究極信仰而採用直截方法外,又具有男性精神,要求異常的意志力,這也正是武士所必備的。

    自鎌倉後期到江戶時代,武士中間有許多尊禪者,說明武士的觀念與禪有一種內在關係。為了盡到武士所應盡義務,就應具備兩方面條件,一是不僅在實踐中,而且在哲學觀念上堅持一種鍛鍊主義;一是要覺悟到「常住死」,這正需要如禪家那樣的修養。武士的許多修養方法,與禪是不謀而合的。

    另外,禪又被引入武士的武技之中,影響及於劍法、刀法、槍法及各種武藝,形成許多武術派別。在進行交戰時,武士只有斬斷生與死的觀念,才能發揮真正的勇敢精神。

    總之,禪宗與武士道的關係,不僅僅是一種歷史承傳的現象,而且兩者之間有著理性的深層的聯繫。

    綜上所述,正如喬治•薩肖姆在《日本文化史略》中所言:「禪宗對日本文化的影響是相當微妙而廣泛的,它已成為日本文化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