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的大玩偶：當新電影剛起步

當遠在法蘭西的侯孝賢繼續他的命題作文之旅，《紅氣球》在2007年坎城的一種注關注單元上映時，期待已經無所謂有，無所謂無，或許侯孝賢內心還是有所失落（人們揣測著老K在臨走前的憂鬱，難道HHH就不可能失落？）。

回到過去，已無望；傾訴出來，更難當。當可以與這個時代的導演真正同行時，卻驚訝發覺每一次所見的已經不是最好的東西，最好的，已經都埋在了過去。現在的自己面對侯孝賢作品很容易陷人類似的境地，對於後來作品（至少就目前而言），都有著不願正視和不得不接受的矛盾，幾乎無一例外要加些否定質疑，那真是最好的侯孝賢嗎？《海上花》、《千禧曼波》、《最好的時光》，或許真有一小部份人愛它們得厲害，但那不會是我。這絕不是逆反心理，簡單的打倒現在，推崇過去。只是一種想法，就像Pierre Rissient和Alain Jalladeau評價藍莓之於一部份中國影迷，聽來倒很是中肯。

今天要說的是1983年的《兒子的大玩偶》，感謝nobodyknows同學的幫助，終於圓滿地看完了侯孝賢的所有作品，回顧當年被電影課老師用《悲情城市》的原聲帶和梁朝偉的啞巴趣聞所講解並吸引住自己的侯孝賢，驚覺看完一切所用的5年時間並不算太長，起於《戲夢人生》，終於《兒子的大玩偶》——又見《紅氣球》則是必然的事情，這其中最難忘的還是《HHH畫像》結尾的歌聲。

《兒子的大玩偶》與《光陰的故事》齊名，一部在先一部居後，一個三段組合一個四段故事，一批本土成長一批留洋歸來，同樣的則是他們都屬於拉開新電影的序幕部份。儘管嚴格意義上的新電影沒支撐幾年就早早夭折，尚不及長大成人，然而回憶就是這麼一種東西，並不會因為一瞬一瞥的短暫而失去其本有的魅力所在。

而如果把7段故事放在一起做比較，來自西方視角和本土思維的差異已經非常之明顯（指教育背景）。楊德昌在《指望》中少女萌發的愛戀總是溫柔了那麼些，叫人怦然心動。

而帶有鄉土味的《兒子的大玩偶》都是小人物，像第一篇和第三篇的主角都是不識字的底層人民，為工作為兒女辛苦勞愁，留下的是一輩人的影子，或許我們可稱其為電影導演們的良知。

要說《兒子的大玩偶》比《光陰的故事》更具銳意的是它所採用的大量方言，閩南語。這在當時可是一個充滿本土意識的信號，它有不同於之前大量的方言電影歌仔戲民間娛樂。它嚴肅得如同坤樹（《兒子的大玩偶》中一章中的主人公，也就是《鼕鼕的假期》中的小舅）掛在身前身後的兩大塊「三明治麵包片」，在影片中表現為《蚵女》（1964）、《還我河山》（1966）、《我女若蘭》（1965），需要在電影院上映和大眾見面。提及這些，很容易發現60年代中後期到70年代初期正是侯孝賢喜愛的一個時間階段，比如後來出現李行的《養鴨人家》。嚴格按照時間順序計算的話，《兒子的大玩偶》的敘事順序是錯誤的，當然可以理解為戲院上映的時間並不總是及時的。

《兒子的大玩偶》中侯孝賢的一段還沒有完全宣告他個人風格的出現（以《風櫃》劃分的話，但二者同一年），鏡頭該動起來時並不含糊，結尾更是用了一個定格特寫，相似的則是音樂的頻繁出現，現在看來還是多了點，儘管有推動理解人物情緒的作用，但更多適用於那個時代。當然音樂已經不是「愛你愛我」的流行歌曲（如之前侯孝賢的作品），而是來自溫隆俊和杜篤之緩緩略帶憂傷的配樂。

《兒子的大玩偶》片頭比較響亮的一個名字是時任中影總經理的明驥，還有編劇吳念真。三段故事除了導演和演員不同外，幕後用的是一個班底，例如攝影指導陳坤厚、副導許淑真、剪輯廖慶松等，其中場記陳懷恩，說下，他在1987年升為了攝影師，掌鏡過《尼羅河女兒》、《悲情城市》，到《戲夢人生》是副導演，2007年開始推出導演新作《練習曲》。女演員楊麗音（陳懷恩的妻子）也算是熟悉的名字，演過《鼕鼕的假期》裡的寒子，《風櫃來的人》飾小白菜，一直到《戀戀風塵》、《戲夢人生》（繼母），《小琪的那頂帽子》中還有「父親形象」的老面孔崔福生。


按照挑選順序是侯孝賢被「輪」到了《兒子的大玩偶》，《兒子的大玩偶》三段故事其實可以劃分，《兒子的大玩偶》會溫暖那麼些，《小琪的那頂帽子》則殘酷那麼些，《蘋果的滋味》甚至幽默那麼些。

看曾壯祥《小琪的那頂帽子》時思緒聯翩，由於故事進入得較慢，預想了幾番邪惡的結局又迅速推翻自己的設想，畢竟當時是台灣80年代，本片又賣座暢銷，不可能是日本或者西方國家中所具有的懸念凝重。說到底它還是逃不脫小人物的注目和關懷，然後真相揭示的一剎依然觸目驚心。

萬仁《蘋果的滋味》中美國修女張嘴說出閩南語時可真是surprise，笑得特開心。這段心酸的幽默更多是來自有針對矛頭的諷刺，例如一家人在海軍醫院裡被有意放大的誇張舉動，儘管類似的小故事在十年前的中國已顯得廉價，在現在一家人大口大口啃著蘋果更是不值一提，但放在眼前還是感人肺腑。不少人看到一半會和我一樣記起應該在很早以前就看過類似故事，或者根本就是黃春明的原著小說。可以想像片中的諷刺在當時如何引起台灣當局的反彈，「削蘋果事件」也可查閱得到，那都是1983年的事情了。

1983年，新電影剛起步，那一年還有陳坤厚《小畢的故事》，楊德昌《海灘的一天》以及侯孝賢《風櫃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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