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Nationality Of Sadness

看過了後面的訪談才知道,「城市」原來是指的基隆。侯孝賢原本只是想拍一個描寫國民黨入台後基隆港走私的類似黑幫片的電影，恰逢87年台灣解禁，終於有可能拍「2.28」事件的機會，於是他把故事背景提早了一代人，拍出了《悲情城市》。因此，我想可能用「城市」一詞還不足以概括本片的深邃，可能用「悲情島嶼」或「悲情的一代」更準確些。更寬的想來，在中國人民族性裡的一些東西，又何嘗不是相當的「悲情」呢！
象侯自己說的那樣，這是他電影生涯中的一個轉折點，之前他一直在用電影講述個人的成長，如《童年往事》、《戀戀風塵》，而從《悲情城市》開始，他的作品有了更加深刻的社會和民族內涵。
台灣電影從90年代初開始逐漸沒落，有人說是由於如：侯孝賢、楊德昌、蔡明亮之流的「文藝電影」風潮害死了原本依靠言情片、搞笑片紅及一時的台灣電影市場。我不否認以上幾位的電影很多時候想要表達的東西過於個人化、過於深刻而難以被市場接受，但是往往只有此類電影才具有影響整個社會思潮的巨大力量。相比越來越墮落的大陸電影界，在所謂的大片、大導演、大投入、大製作之後又留下過什麼呢？一片噁心而已。在地下狀態多年後賈樟柯今年算是用一座金獅爆發了，怎麼看都覺得他的路和當年侯孝賢有諸多相似之處，希望他不會被國內齷齪的大環境糟蹋了。中國電影，現在太需要有人來「平民化」甚至「貧民化」了。

附《悲情城市》背景
候孝賢：
台灣1945年脫離了日本的殖民統治，但日本的影響在之後的至少20年里仍然相當大。試想：差不多每個人都會說日語，在殖民期間，不論是在小學還是其他有心向上發展的人都不得不講一口流利的日語（順便說一句：這就是為什麼電影裡Hinoe和Hinomi的名字是日語的，在那個時候這種情況很普遍，這和他們的政治傾向完全無關）。同時，人們在衣著方面和日本人一樣遵從西俗，女人們穿花裙子。只有上了年紀的人穿傳統的中國服飾。人們仍然用一些源自日語的詞組，比方說：郵局和警察局。學校的畢業歌也依然是舊時的日本歌，只是歌詞是中文。

1945年到達的第一批外省人不是國民黨。他們絕大多數是外人，為了獲取在大陸不能得到的利益而來到台灣的投機者。他們從久經戰亂的地區而來，並希望能像過去一樣行事。因此，他們使用暴力並盡其所能勒索錢財。他們不了解日本人在本地已然建立和遺留下的社會體系。那些犯罪份子主要來自上海，在台灣拉幫結派胡作非為。當地的犯罪份子們被嚇到了，但他們沒有選擇，只能隨波逐流適應這樣的變化並依樣而行。他們如果不這樣做就會被拋棄，一切都是適者生存的法則。這就是電影中的幫派場面的由來。外省和本省幫派的衝突在小鎮時有發生，並逐漸波及到城市。而今，他們都已經混雜在一起無法分辨清楚了。

許多台灣本省人很懷念日本人統治時期。社會秩序良好，一切正常，沒有小偷和強盜。陳儀當政時，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把自己的親戚安插在政府的關鍵位置並公開鼓勵手下同樣任人唯親。他封鎖經濟，禁止和大陸通商，強征島內生產的稻米出口到大陸。當地人飽受暴政，在腐敗的統治下苦苦掙扎。

所有的憤怒和恨意都在二.二八事件中爆發了，事情導火索是在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台北。一個在街上賣西方香菸的女人被警察逮捕了（香菸是政府專賣，所以存在大量走私）。這個女人賣的也是非法香菸。她向警察求饒，但警察用槍猛擊她，摔倒後又打她的頭。圍攻者被激怒了。一個人開槍，一些人死了。第二天，整個城市陷入騷亂。在總督府官邸外有大規模的示威遊行，警察向示威者開火。之後，整個島都陷入了台灣人和外省人的衝突。

在那個時候，台灣仍有新聞自由。陳儀政府的腐敗可被公開抨擊。而陳儀以此事件為藉口鉗制媒體發言並迫害知識分子。成千上萬的人被逮捕和消失了－－實際上，這和去年X京的事情有著神秘的類似。陳儀試圖冷靜局勢，通過諮詢委員會討論和解決台灣的問題。但是他實際上在拖延時間直至增援部隊到來，部隊一到委員會就成了第一批犧牲品。

大部份台灣本省人幾乎沒有政治觀念。日本人鼓勵對醫學、商業等等的研究，但不是政治。後果就是，絕大多數人不明白大陸內戰的焦點是什麼。在這部電影裡，文良是那個時代的典型人物。他的麻煩實際上是因為他對政治一無所知而致，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如果他有一點這方面的知識，比方說像他深諳封建傳統的兄長那樣，他就會是一個不同的人。當蔣介石意識到自己在內戰中失敗之時，陳城被送來接管台灣。他立刻開始實行進步的政治措施，例如利益分紅和土地改革，這些顯示了他從內戰中吸取了教訓。台灣本省農民認為陳城相當友好，我在《童年往事》中記述他的去世確認了這一點。

當然，本省人的獨立運動從陳城抵達之日已經在地下展開。這一運動來自很多大陸知識分子的支持，但它本質上仍然是本土台灣人的運動。當蔣介石把政府搬到台北，一些人認為共產黨會跟著過來解放台灣。實際上，如果韓戰沒有爆發，這種情況一定會發生。無論如何，從台灣開始實行軍事法，所有的政治反對力量都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無法再公開討論任何事情。就在差不多五年前，我幾乎因為提及二.二八事件而被逮捕。這一禁忌當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在1988年去世以後才稍得放鬆。

中國的傳統是：你應該對你的私人事件保密。你被認為應該儘可能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不管你真實情況如何。但我認為這並不是一件好事。我拍《悲情城市》，不是因為我要揭開舊傷口，就如同過去人們曾經掩蓋它。而是因為我知道，如果我們想要了解我們是誰來自何方，我們必須面對自己，面對我們的歷史。對於揭露二.二八事件，我沒有政治企圖。我只是知道，有些事情在我們的心裡，必須去面對去解決。

《悲情城市》——美麗而淒涼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