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搞的限度與技法——觀《大殺器傳奇》和《美國戰警》

2006年6月6日，「六間房」網站發佈了胡戈導演的最新DV短片《大殺器傳奇》，這很可能成為中國惡搞史上標誌性的文化事件。視訊惡搞作品的創作者們之前總是藉助已有的影視素材進行戲謔式的故事新編。胡戈大膽實踐了新的製作模式，直接組織演職人員實地拍攝。一些網友已經將《大殺器傳奇》定性為電影或電視短劇，我只是擔心國家廣電總局也有同感，或許胡戈的下一部片子就會出現審批字號。《大殺器傳奇》出籠的另一意義在於，商業資本終於開始染指惡搞文化，嘗試建立此類作品的市場化推廣機制，儘管這次兩者合作的利潤動機尚不明顯。
然而，拋開製作和運營方式，《大殺器傳奇》在文化層面缺乏新意，不如作者之前的《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和《春運帝國》更富原創性。如果我們隔海遠眺，放開眼光，對比中西，就不能不望洋興嘆：宏揚我國惡搞文化任重道遠。胡戈自己也承認，「中國的惡搞作品比起國外的來，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差很遠。」讀者也許看過好萊塢木偶劇《美國戰警》（Team America: World Police）。此片與《大殺器傳奇》均取材於同一背景，思路相近，都在嘲笑霸權美國的反恐菁英，諷刺流氓國家的獨裁領袖，因而可以作一番比較。胡戈的拍攝資金和製作班底自然比《美國戰警》差了不止一個數量級。就道具佈景音樂舞美而論，《大殺器傳奇》一看就是省吃儉用東拼西湊捉襟見肘的糙活。限於預算條件，胡戈拍成現在這樣也還說得過去——畢竟人家提供免費下載，觀眾也別太較真兒了。不過，胡戈自稱花了不少心思創作劇本，構思和情節還是可以拿來和《美國戰警》一比高下的。下面簡單談談兩片惡搞的限度，以及在此限度下惡搞的表現技法。
什麼是惡搞？胡戈說是「很誇張地搞」，這只是字面意思。我在中文維基上查到一則定義：「惡搞文化，指的是對嚴肅主題加以解構，從而產生喜劇效果的娛樂文化，和無厘頭文化十分相似。」維基百科只是聊勝於無的網路辭典，這一定義很值得商榷。惡搞文化的對象未必是嚴肅主題，也可以是八卦事件；惡搞文化必然解構某些價值，但有時也建構意義；惡搞文化在世界範圍內的幽默和娛樂作品中都有跡可尋，它的外延更為廣闊，無厘頭文化只是它在華語文化圈的一種特殊品種。打住！咬文嚼字地定義是學究們的事情，我們接著看片。
惡搞作品如果想廣泛流傳，作弄的對象不必是嚴肅主題，但必須是大眾熟悉的公共事物。無論以文字、聲音、圖片還是視訊作為載體，惡搞文化作弄的對象主要有四項：性、政治、娛樂圈和歷史故事。《大殺器傳奇》和《美國戰警》都涉及惡搞前面三項。《美國戰警》由兩位活色生香，美艷性感的女特工作主角，愛情戲一根紅線貫穿始終，男女主人公那場床戲更是窮極體位與性偏好。《美國戰警》的另一特色是大量使用涉性粗口，主題曲一來就是「美國，操丫的」（ America，Fuck Year！）。最後一幕拿性器官打比方，闡釋美國霸權主義的政治哲學，更是令人拍案叫絕。《大殺器傳奇》則截然不同，胡戈在性方面似乎沒動太多腦筋，整部片子給女演員的鏡頭加起起來不到十分鐘。感情戲一場沒有，更別提吻戲和床戲了。唯一的亮點似乎是特工008錯拿相機那一節，閃出幾張含蓄的偷拍照片。即使在中國相對保守的語境下，胡戈也可以在性幽默方面再往前走幾步，至少走到張藝謀的高梁地。當然，胡戈也許不喜歡利用色情元素搞笑，好處是無傷大雅——性幽默搞不妙就會變成惡俗。
對國際政治和獨裁政權，兩片均給予足夠火力猛烈攻擊。它們共同諷刺了美國的霸權（美國戰警四處破壞和喬不士師出無名地進攻鳥籠山），獨裁者的暴虐（小金槍殺翻譯官和傻大木刑囚藝人）還有聯合國的無能（核查人員葬身魚腹和安鳥部隊的全稱「安理會是個鳥」）。表面相同而實質不同的是，《美國戰警》在嘲諷美國外交政策，《大殺器傳奇》也在嘲諷美國外交政策。這不禁讓人想起那則著名的前蘇聯笑話。一個美國人自豪地對他的蘇聯朋友說：「在我的國家，我可以批評美國總統。」蘇聯人則不屑地答道：「那算什麼，在我的國家，我也可以批評美國總統。」胡戈小心地避開當權者的癢處和痛處，僅僅追求隔岸觀火的娛樂效果。《大殺器傳奇》頂多在結尾處撿起了環保主義毫不燙手的條幅，而這正是國內公共空間相對安全的地帶。
我不知道胡戈在編寫劇本時有沒有參考《美國戰警》，不過兩片都安排了一位具有表演才能的藝人擔負反恐重任。為了達到一石二鳥的惡搞目的，這恐怕是聯接政治與娛樂圈的必然安排。《美國戰警》對好萊塢文化的嘲弄是該片最具華彩的部份。整部影片對美國大片進行了傳神地戲仿：它具備典型大片的一切元素，卻以木偶道具展現，著實讓人忍俊不禁，同時感受到好萊塢的虛偽、做作、甚至荒謬。《美國戰警》還直接挖苦了好萊塢反戰影人蒼白無力的作秀姿態。在結尾一場精彩的對打戲中，導演竟讓好萊塢眾明星的木偶替身一一慘死，可謂實打實的「人身攻擊」。陳凱歌先生如果看過此片，可能會不由得感慨：「人居然可以如此無恥！」相形之下，《大殺器傳奇》對國內影視作品的戲仿則大為遜色。它對《十面埋伏》荒謬結局的挖苦只停留在形式上（「小妹，小妹，你不能死啊。」）對《英雄》主角名稱的模仿甚至顯得生硬和拙劣（「因為我有名字，所以叫做『有名』。」）至於傻大木像《駭客帝國》一樣拿起電話逃逸，這是我這個普通觀眾都能構想出來的情節，不如一條蟲子從小金的嘴裡爬出來有趣。胡戈要想在惡搞文化領域有所突破，必須推陳出新，在創意上狠下功夫。
記者在採訪胡戈時間到他對《潘冬子參賽記》的看法，胡戈表示惡搞必須控制在觀眾無不適感的底線之內。任何社會都存在話語禁忌，惡搞也不應突破這些禁忌。《美國戰警》也沒敢違反任何保護少數群體的「政治正確性」標準，得罪黑人或是同性戀。因為這是惡搞的倫理底線，超出了會犯眾怒，吃力不討好。胡戈可能不怕得罪陳凱歌，但絕不願得罪大眾，這一點他很清楚。除了倫理標準，應該說胡戈比他的美國同行面臨著更多的意識形態和言論自由上的限制，尤其在性和政治兩方面，他的惡搞空間的確有限。打個不恭敬的比方，惡搞作者在中國好比是脫衣舞女，後排的觀眾希望她再脫幾件，前排的審查官員卻警告說暴露再多就可能把夜總會關掉。即使如此，我還是覺得胡戈這次表演「脫」得太少，遠未觸及惡搞在中國可以達到的邊界。
前面從技法上對比了《大殺器傳奇》和《美國戰警》對各自國家電影文化的戲仿，《大殺器傳奇》得其皮，而《美國戰警》得其神，高下立判。此外，語言幽默本是小成本製作可以發揮優勢的地方。胡戈在這方面的創意也不算太多，只是承襲了先前惡搞作品的網路語體、無厘頭語體和新聞聯播語體。《大殺器傳奇》劇中的台詞很難給人留下印象，遠遜於當年的《大史記》系列。胡戈若想提高惡搞語言功力，不妨看看劇本高手黃紀蘇是如何改編《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的，也可以向台北「表演工作坊」的賴聲川多學習學習。
美國是霸道的，好萊塢是膚淺的。但是，《美國戰警》的公映說明美國和好萊塢都沒有失去自嘲與自我反思的能力，讓人在大笑之餘肅然起敬。《美國戰警》極盡惡搞之能事，末了還是肯定了一種政治價值：美國雖然很霸道，但世界沒它不行。《大殺器傳奇》則完全陷入犬儒主義的泥沼，反恐陣線雙方都遭到無情的戲弄，整個兒一個「洪桐縣裡無好人」。惡搞文化如果只鍾情於解構價值，將會是死路一條，在主題和創作手法上都走向平庸甚至無聊。 二十世紀優秀的惡搞影片，像卓別林的《大獨裁者》，都有著積極明確的價值立場和精神指向，從文藝領域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我期待著胡戈們在未來推出中國真正優秀的惡搞作品。

作者部落格：http://spectator010.spaces.ms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