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鳥人：在福柯關照下的症候分析》

人們幾乎無法恰切的評價福柯這個20世紀60年代以來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他的思想輻射之廣，幾乎深入到西方哲學，文學，社會科學等各個領域，他的理論似乎是一種對理論的反思，一種對文化的不同側面的探討，因此精密的語言無法概括、包含福柯的理論，而更為瘋癲的語言表述似乎更容易令人信服：福柯，一個非歷史的歷史學家，一個反人本主義的人文科學家，一個非結構的結構主義者。

現代生活的種種隱秘的弊端無法逃脫福柯的銳眼，監禁，精神病，同性戀以及醫學都是福柯研究的領域，而這些似乎極為邊緣的話題卻恰恰在福柯的闡述中成為隱藏在社會最基層的推動社會運作的原初動力，是社會權力機構最為敏感和薄弱的環節。因此，福柯的理論是社會運作的機理式分析。而《鳥人》卻恰恰可以看成是福柯理論的電影本文。

《鳥人》中鳥人生性喜愛小鳥，夢想著象鳥兒一樣自由的飛翔，而殘酷的戰爭在他的面前血淋淋的剝奪了大量鳥兒的性命，他開始拒絕同殺鳥的人類說話，並像一隻受傷的小鳥一樣蜷縮起自己的身體。而鳥人的少年好友艾爾則有著一般人的所有愛好，比如喜歡追求女孩，熱衷*。然而他卻能理解鳥人並與他為伴，在鳥人被關進醫院之後，艾爾為配合醫院的治療工作——將鳥人恢復為常態，而每日對鳥人重複往事，以期喚起鳥人的記憶和與人對話的慾望。在影片中，對待鳥人的怪異秉性有著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這兩種態度的代表分別是艾爾和威斯。

威斯是理性世界的代言人，他以醫生的身份出現，力圖將癲瘋的世界按照文明世界的規則來規範。艾爾是界於理性和非理性之間的過渡，起初他代表理性/文明世界對非理性/癲瘋的鳥人實施拯救行動—— ，威斯和艾爾之間的差別僅僅從他們對鳥人不同的形容詞中就能看出來，威斯說鳥人是「快瘋的」，而艾爾則認為鳥人只是「很特別」。反覆努力之後，他發現他自己正在被鳥人所同化——說服者被被說服者所說服。（戰爭殘酷的記憶越來越強烈的刺激著他的神經），他也開始像一之受傷的小鳥一樣捲曲著手腳，蜷縮著身體。直至後來他自己意識到了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他對鳥人說：『如果威斯知道我在想什麼，他也會把我關起來的。』」這個時候他已經非理性而癲瘋的世界之中而無法自拔。他甚至在向鳥人道歉說「我不應該留下你」。但這時威斯已經不再相信艾爾會再繼續按照他的意願整治鳥人了，他對他已經失去了作用，換言之，艾爾已經站到了理性世界的對立面。他也被當作瘋人一樣對待。

我們且看艾爾成為「瘋子」之後的反應，即他是如何對抗理性世界的，他也拒絕同自相慘殺的人類對話，但是與鳥人不同的是，他是以嚎叫的方式來表達他的拒絕的，當護士以和顏悅色要求與他談話的時候，他這樣說：「從我進來之後就一直在談，但是沒有人會聽，即使他們沒瘋。」 這句話，實際上是建立在自身形成的一套完整的價值觀念體繫上的一次義正嚴詞表述，他以自身清醒的，卓然的純自然的眼光來看待週遭的這個整個世界，這無疑是一個充斥著殘害他人，神經質，壓抑和癲狂的世界。從某種程度上講，這是一種更為「理性」的拒絕，是一種積極的拒絕，一種自覺的選擇。

「我不知道在那些繃帶下還是不是我，老天我不要一張拼湊的臉。」這個社會，是以扼殺理想和真正自由為代價來存在的，這正是這部影片的主題。

從影像上看，雖然並未被表述為監獄，但影片中呈現出來的醫院顯然就是一個用於囚禁的場所。鳥人居住的小屋很像一個牢房，而只有一個小小的天窗，使他能夠看到外面的藍天，這個窗戶是如此的小，以致於他只能定睛朝一個方向凝視，而天窗上卻也佈滿了否定自由的鐵絲網。由天窗中射進來的一縷藍光籠罩著蜷縮著的鳥人，這是他的希望之光，而也就只有這一束光守侯著鳥人。

片頭藍天中滾滾的雲朵和稠密的鐵絲網的疊畫形成強烈的對比，也給影片在一開場就幪上了一層悲劇的色彩。鳥人以其經典姿態：象鳥爪一樣勾起的腳趾，緊緊蜷縮的雙手，赤身裸體，嬰兒般的蹲在床欄杆上，揚頭向上，望向窗外，好像一隻始終作好了準備，時刻夢想著展翅高飛的金絲雀。

鳥人用他的形體對抗著監禁他的環境。通過其健壯的身體所顯示的野性未羈的無言的青春力量，透露出一種生而自由的，已經獲得解放的人性存在。如果說這些身體的姿勢暗示了他們的夢想，那是因為這些事特別張揚了他們的那種不被承認的自由。

福柯說：人們不能用禁閉自己的鄰人來確認自己神志健全。而被禁閉的人能夠始終堅持著確認自己的信念，而不被另外一種的癲狂所顛覆，這將需要多麼大的勇氣。至少，鳥人的瘋癲不是一種被投入監獄的瘋癲，而是被投入黑暗的瘋癲，在黑夜中，他只能與自己內心最隱秘，最孤獨的東西交流。

鳥人以這種卓然不群的姿態，所要對抗的是一種權力產生和行使的機制，一種將特別的人當做馬戲團的動物進行馴服的習俗，使世界上所有人都擺有這種姿態而不是那種姿態的所謂的約定。18世紀以來出現的一整套「管理」技巧，而監獄只不過是其表現之一，以及在刑罰領域裡的變形。

在艾倫帕克這位頗又感悟力而深有社會責任感的導演手中，還誕生過象《迷牆》這樣更直接的意向性，符號化的影片，它的以後現代的方式對現代生活的控訴，甚至是更為直接的吼叫。

現代世界的藝術作品頻頻地從瘋癲中爆發出來，這一情況無疑絲毫不能表明這個世界的理性，不能表明這些作品的意義，甚至不能表明現實世界與這些藝術家之間的聯繫和決裂。

「凡是有藝術作品的地方，就不會有瘋癲」，這便是《鳥人》這個後現代電影文本存在的最根本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