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資格做父親嗎？

生於70年代中末期的我們到了應該可以做父親的年紀了，在這樣一個滑稽的讓人絕望的年代裡。
我們的經歷比任何人都更加動盪：之前的60年代絕大多數還是在故鄉發展；之後的80年代剛開始迷惘。而我們這代人是一個開始。
當結束十幾年的教育之後，突然發現我們跟體制其實沒什麼關係了。於是我們就這麼被趕到社會上，其中的大部份不甘心就這麼回家重複父兄的生活，於是，我們留在了求學的城市，或者北飄或者南下。
在某個商務區的某棟辦公樓的某個格子間裡，我們可以隨處發現自己——他正在小心翼翼處理一份文件，他正在畫小人熬過每週例會，他正在網上跟同學和朋友聊天，他正在跟客戶寒暄。曾經的理想主義這時顯得多麼渺小和卑微。
某天，在地鐵站，看見成雙成對的初中生，不禁恍然隔世：我們有多少年沒上過學了？畢業後的這幾年我們都幹了些什麼？我們的初戀戀人，你在別處過的還好嗎？曾經的戰友們，你們被新一代的街頭戰士取代後，得到了你們曾信誓旦旦一定會得到但不知道怎麼得到的100萬了嗎？一起在這個城市奮鬥的同學們，雖然在幾年前我們就有了對方的電話號碼，你們到達理想的彼岸了嗎？
在我們曾經嚮往的這個城市，在我們所憧憬的文化和經濟聖地，太陽的光亮沒能照亮眼前，我們常常一頭是包。
在同事中，在同事的前同事中，在商務區旁邊便宜的小餐廳裡，在某次喬裝打扮的業內聚會中，在某個同好論壇里，或者乾脆就是色慾濃烈的同城約會裡，我們有了現在的愛情。
為了降低成本，我們搬到一起相互依偎，當木已成舟，當同居快到3年的時候，嚴肅的問題出現了：我們什麼時候結婚？
於是我們為了責任結婚，在父母的催促下結婚，在同事的調侃中結婚。
《鐵拳男人》裡的詹姆斯編造了一個心酸的謊言把自己的早餐讓給了小女兒。而作為第一批計劃生育的孩子，同時成長為第一批最自私的人，我們會在乎別人的死活嗎？我們對此並沒有信心，所以我們有錢供價格離譜的房子卻謊稱沒有錢養孩子。
詹姆斯告訴偷臘腸的兒子「只是因為生活艱難，你沒有理由去拿不屬於你的東西。」對孩子教育是一回事，而成年人的戰場是另一回事，當有一天，整個城市變成了精神病院，我們會不會像霸天虎那樣宣稱「我的飢餓就是我破壞的權力」？
我們能夠笑對殘酷現實嗎？象《美麗人生》裡的圭多那樣，在慘無人道的集中營裡，騙兒子這只是一場遊戲，讓童心沒有受到傷害。我們不但做不到這樣驚人的堅強，甚至我們連危險正在接近都不願正視。
我們夠幽默嗎？我們其實連天津相聲和北京相聲的區別都不知道。我們只會對著蔡明和郭達們哈哈傻笑。於是，電視裡一張張傻臉總是有廣闊的市場。
我們夠強壯嗎？做愛已經成為我們唯一的運動，我們甚至羞於鍛鍊，因為那看起來是老頭老太們的事。所以，只有我們中的極少數會偷偷摸摸去健身房，但誰都知道那是為了減肥而不是強身。
我們準備當什麼樣的父親？像我們的父親一樣？是似乎取之不盡的提款機？是不知疲倦勸我們向善的簡訊寫手？是相信體制並試圖讓我們也相信的積極分子？
站在經濟金字塔的頂尖？不出很大的意外，沒有任何希望。即便我們用各種卑下的手段擠入，當普通百姓的希望變成絕望的時候，拎一皮包美元就這麼顛了，也是不幸的。「沒有一個變節者是自由的」，這是史達林女兒的話。那麼，同樣的，沒有一個臨陣脫逃者不被鄙視。面對同胞的詛咒和洋人的白眼，我們怎麼跟人解釋？
混入官僚懶饞隊伍？進入國家部委需要北京市戶口，這是明文規定的。即便成為公務員也同樣不幸，蘇聯解體後最不容易找到工作的就是那些昔日不可一世的機關工作人員，沒有哪個公司想養個爺。除了熟知辦公室政治之外一無所長的我們靠什麼去正確地浪費剩下的時間？
最後剩下唯一的可能也就是我們目前所從事的這個職業——所謂白領。打個很糙的比方：女明星是強人們都想睡的，但為什麼被姦污的總是下夜班的女工？因為女明星的身邊保鏢雲集，強姦成本高到無法忍受；而夜班女工最多只有男友或丈夫接送，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縮了水的准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空想者們最容易遭到沒有方向的革命者的襲擊，因為搶劫我們並沒有成本，我們沒有錢雇上7、8個帶槍的保鏢，我們沒有消息靈通到可以提前飛走，我們也沒有一皮包美元可以供我們在別處安身立命，甚至我們連一條好一點的狼狗都養不起。那一天如果真的來臨甚至提前到來，脊椎增生和滑鼠手的我們有什麼能力去保護家人？
等到某個無心插柳的意外出現時，等到我們不得不宣稱自己是一個傳統的人的年紀時，等到她的子宮脆弱到再也經受不了墮胎時，等到了那一天，我們有資格做父親嗎？